中国文化大学杨泰顺教授指出，台湾尽管曾经长期被外国统治，但中华文化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却早已深深烙入台湾人的DNA中。事实上，台湾住民无论在家庭观念、社会伦理、政府治理、生活态度上，并未被观察到与中华传统文化明显悖离的迹象。台湾受到西方价值的熏染，同时也为了换取更多强权的保护，长久以来便以学习西方民主体制为发展目标。经过半世纪以上的尝试错误，台湾人虽引进了西方的选举制度、宪政法制、权力分立、言论自由、人身保护等，但观念上台湾人却还是无法摆脱儒家的幽灵。
嘉南药理大学余元杰教授明确指出，自2016年台湾政党轮替后，新上台执政的民进党除了在政治上采取跟大陆对抗与美日结盟的态势，造成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的结果，也在教育文化上朝“去中国化”前进，欲以政治上意识形态的作为，逐渐形成一边一国的政治目的。两岸关心中华文化的有识之士论及此一倾向，莫不忧心忡忡，深恐中华文化在台湾地区原有的传承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冲击。余元杰教授认为，其实台湾地区对于中华文华的传承与发展，一直都是教育界与文化界的努力目标。以南台湾台南地区而言，虽然地方政治是绿营近30年的长期执政，但是身为全台首府的文化古都，明郑时期即已建立台湾第一个孔庙，与中华文化的关连传承，深刻印画在人民心中，论及台南，文化上全台首学的印象就油然而生。儒学与台南有着千丝万缕化不开的关联。
中华优秀文化与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建构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章伟文提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其所宣导的积极入世、济世之爱国精神，关于理想人格、理想社会之建构的理念等，在我们当前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服务。如我们所熟知的“良知”、“仁”、“诚”等价值之本的思想；“急乎天下国家之用”、“开物成务”、“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自强不息”、“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善”与“恶”、“公”与“私”、“义”与“利”、“群”与“己”、“荣”与“辱”的价值评判思想；“厚德载物”、“乐天知命”、“与天地合其德”的道德价值的超越境界，等等这些方面构成了我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理想人格、理想人际关系、理想国家与社会等问题的提出，目的就是为了以一种文化价值理想来规范、引导个体之人与现实社会，以维护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和谐、健康发展，这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台湾铭传大学教授、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杨开煌在大会演讲中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面对人类难题的答卷。这是中国方案，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外交，也为了中国的内政；不仅仅为中国的和平，更是为了世界的发展，不仅仅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核心价值，更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永续福祉。习近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以全球为对象：习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中，一直是以全球为对象，不同于其他方案，只关注本国或是地区的事务。第二、由两两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径：中国选择了与东盟、亚洲，中欧、中拉、中阿合作而全球合作的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三是推崇“共”的价值：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共”字是出现率最高的一个字。杨开煌说，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解决世界变局、乱局的方案，与其他各国的方案不同之处在于高度、实践路径和方法。
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乐美真从诗词的角度强调，要重视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当代应用。他认为，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悠久而丰厚的积淀。源远流长的诗词传统，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也是应该继承的重要文化历史遗产。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清贤副教授提出了建构公共服务的治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从中华文化传承世代的治国精髓来看，儒家孔孟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等理念，为政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这种思想也符合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精神，也就是孔子的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以礼治国，以及孟子从孔子的“仁”引申的仁政，例如民本、王道、民贵君轻、人性本善等，都可以推演至对行政官员、相关民众的所有人尊重，进而建立起集体的、共享的公共利益观念，创造共享利益、共同责任，达到新公共服务推进的目标。运用两岸共有的中华文化，如前述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以及“礼之用，和为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传统的治国理念，落实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实践，建构高品质的治理文化，则不但两岸人民的幸福可获保障，更可共同弘扬两岸治理的中华文化，达到心灵契合的目标。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教授安拴虎提出，“大陆形象”是在两岸交流交往中建构起来的。一个全新的正面的亲善的“大陆形象”将会呈现并释放能量。
台湾竞争力论坛执行长谢明辉认为，中西文化在世界的最大差异，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从不是以霸道来强加“中国模式”于各国，而是一种成功经验的分享，与世界共存共荣，这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在世界新时代的价值与意义。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李美良在题为“信息时代下中华文化传播与传承的新形态”的发言中提出，自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功能以来，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式突破了时空局限，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多元性的传播形态，在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增强文化软实力，联结两岸同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一种新表现形式、新行业、新形态的出现都会面临一些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式与信息化技术相结合利大于弊，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要求，有助于实现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孙英春教授提出，促进不同社会本土伦理的融合，建构理性、多元的与全球化进程相适应的全球伦理，推动发挥全球伦理对人类交往的调节功能，是当前各个国际行为体必须共同面对的历史过程。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国际规范以及全球伦理的建构亦处于新的历史拐点，国际行为体围绕话语权展开的新的竞争也将日益激烈。虽然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正在不断发生变动，但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不得不面对西方集体话语难以逾越的“霸权”地位。为应对外在世界的种种质疑和挑战、全面保障自身权益，中国必须在自身社会运行和国际交往所涉的不同领域做出伦理安排，通过点点滴滴的国际社会化努力，逐步消解那些影响自身话语权生成和可持续存在的阻碍。
中华文化与两岸关系
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义虎教授在题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社会文化交流——从物化世界到人化世界”的论文中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之间最大的公约数，是最大的“民意”，几乎没有哪个人、哪种势力敢于否认和质疑和平发展；换个角度说，谁要否认和质疑和平发展，谁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归入两岸关系发展历史潮流的“异类”。同样，中华文化是两岸认同的最大纽带，无论两岸关系多么紧张对立，谈起中华文化两岸同胞还是有很多共同语言，显然它是情感联结和心灵契合的源头，也是两岸关系能够走近、走稳、走好的原发动力和基本依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扎扎实实的两岸社会交流和文化交流，既然是两岸最大的“民意”，和平发展需要以更深入的社会交流来夯实、维护和扩展，也需要两岸同胞以达成心灵契合、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来促进和提升。
国务院台办原副主任、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希在大会演讲中提出，中华文化犹如一束无比坚韧的纽带，把亿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牢牢地连接在一起，永不分离。如果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脊梁，那么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文明古国，到21世纪，依然是一个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大国。他指出，长久以来，台湾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关键也是中华文化所起到的纽带作用。台湾文化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又和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王在希认为，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以后，为了疏远大陆，摆脱中华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千方百计地推动“去中国化”，搞“文化台独”，目的就是想消除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影响。但中华文化已经深深扎根于台湾的土地，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蔡英文当局的图谋显然是徒劳的。
中华文化总会原秘书长、台湾著名作家杨渡以“渡海传灯人”为题，讲述了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如南怀瑾、江兆申、殷海光、杨念慈、俞大纲、周德伟等人，在台湾传播中华文化的动人故事。这些老师都是历经抗战、内战的烽火，流离半生，渡海来台，在杏坛上觅得一方净土，就那样安静地生活下来，为台湾，为文化传下灯火。杨渡表示，中国有很好的教育文化。无论时代怎样变动，战乱怎样剧烈，很多知识分子只要看到教席和孩子求知的眼睛，就会选择留下来把文化传承下去。台湾从之前的“花果飘零”变成现在重回中华文化甚至可以有所创新的局面，要感念1949年渡海传灯人世代，正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塑造了今日的文化创新。
浙江海洋大学黄建钢教授提出，中国国家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面对新时代的新问题，一定要用新思维去思考和解决，只有新思维才能挖掘出和利用好新资源。对解决新问题，一定要利用和依靠新资源。同时，新资源的被发现和利用，也是新思维的重要体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海洋思维，就是一种新发现。从两岸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现海洋关系，也是一种新发现。没有水的两岸统一，至多只能达到一个“融合”的程度。“融合”状态即使契“合”得最无隙可击也可分清楚彼此。要想真正达到一种混为一体的状态，一定是一种在“合”的基础上再加“水”的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一种水乳交融的状态。所以，也只有在台海两岸是一种“水合”的过程和状态——利用海洋思维和海洋文化进行统一、合一和融一的工作，台海两岸的关系才能达到一种“融洽”的程度。
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李涛在题为“当前两岸青年新媒体交流的理论思考”的论文中提出，新媒体跨越传统障碍进行无远弗届的传播威力，及其对青年行为和观念的建构、形塑作用，已经有目共睹。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重新认识新媒体和两岸青年在两岸交流、两岸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已经成为对台工作中需要思考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他建议：（一）完善顶层设计探索推动两岸新媒体开放；（二）注重培养两岸青年新的趋同化媒介接触习惯；（三）适时适度引导两岸焦点议题同时增强舆情预警；（四）注重挖掘和培养两岸青年新媒体交流的“意见领袖”；（五）线上网络交流和线下现实交流双管齐下。另外，台湾青年想要在大陆的发展机遇中取得成功，就必须消除“过客”心态，不仅要在学习、生活、就业和创业中接触大陆，更要在情感和价值观上主动融入大陆。可以肯定的是，基于这种趋势，两岸青年的新媒体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融合与合作一定是双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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