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国冲击是实用主义。这种实用主义说服中国邀请香港数以千计的资本家和制造商将业务转移到珠江三角洲。正是这种实用主义支撑了第三次冲击，这次冲击成功动员了遍布世界各地的4000多万海外华人到中国内地投资和生产。这不仅使中国获得了非同寻常的资金和技能，而且为多样化供应链奠定了基础。如今，这些供应链将中国编入全球贸易体系。
第四次冲击可以说归功于苹果公司以及该公司的一个决定，即通过台湾富士康公司将iPhone手机的低附加值组装线设在中国大陆。亚洲开发银行2010年关于中国iPhone手机制造的一份简短案例研究显示，中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供应链的中心，却只获得该行业名义出口价值的7%。这项研究详细地表明，中国装配工人被固定在供应链中导致他们无法致富，而这条供应链中所有高附加值部分都牢牢地安置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
从那时起，北京开始提高最低工资，将低附加值组装外包给亚洲其他国家，幷在价值链上攀升，目的是获得附加值更高的角色。这造成了第五次“冲击”。
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冲击”是认识到进步取决于建设强大的基础设施。这不仅增强了中国自身的竞争力，而且催生了一种认识——这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机构中——即只有在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也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时，中国才能与它们建立牢固的贸易联系。
这些冲击都没有显示出邪恶的意图，也不是敌对行动。相反，它们表明，中国有意加入幷参与有利可图的全球经济。不幸的是，那些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对“中国冲击”有不同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