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在2025年左右达到总人口峰值并开始负增长，即第二个转折点，经济增长将遭遇需求侧的冲击。一旦总需求不足成为实质性制约因素，实际增长率会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之下，形成负的增长缺口，实现预期增长目标的难度将会增大。在第二个转折点来临的情况下，供给侧冲击也会转化为需求侧冲击，如制造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弱化会减少出口，经济增长的减速则会抑制投资需求，形成供需两侧的相互掣肘。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三种效应影响消费需求。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就等于消费者，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增加消费就扩大，人口减少消费就萎缩。二是年龄结构效应。一方面，老年人的消费力和消费倾向通常较低，这部分人口比重提高就产生压低消费需求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老龄化加快的情况下，就业人口也因承担社保缴费负担和进行预防性储蓄而减少消费。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收入差距存在并且扩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会受到抑制。
依靠深化改革化危为机
文章指出，防范和化解人口因素致使经济增长偏离合理区间的风险，要求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形成新发展格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同时注重需求侧管理，发挥好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对潜在增长率的支撑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提高潜在增长率与扩大需求的应对举措有机结合，使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发挥。这表现在诸多关键改革领域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上面。主动推动改革，是应对风险的根本途径；延迟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则是最大的风险隐患。
首先，落实好中央关于“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的相关部署，推动实现自主生育，努力促进生育率适度回升，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国内和国际范围的调查都发现，无论实际生育水平是高是低，一般家庭的理想子女数大都为两个左右。实际生育率与理想子女数之间的差额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育”成本的高低。因此，我们应该抓紧利用已经为时不长的机会窗口，从妇幼保健、劳动就业、托幼教育等方面，切实降低“三育”成本，挖掘稍纵即逝的生育潜力。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业转移劳动力在城镇落户，增加和稳定劳动力供给，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无论是挖掘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潜力，还是促进农民工落户进而缩小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都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从中收获供需两侧“一石三鸟”的改革红利：一是增加非农劳动力供给，缓解工资成本过快提高的趋势；二是促进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跨产业流动，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生产率潜力；三是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解除其后顾之忧，释放其消费潜力。
再次，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双管齐下改善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不足以把收入差距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同时，福利国家建设速度的加快提升，通常也发生于人均GDP在10000美元到20000美元期间。因此，从“十四五”期间开始，中国应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入手，显着加大再分配政策实施力度，尽最大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最后，从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市场主体的进入和退出、加强社会政策托底入手，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相关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越是把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在社会层面予以托底保障，就越是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与劳动力市场，因而无需对落后的产能、低效率的企业乃至过时的岗位进行保护，避免资源配置的僵化和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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