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曾两度入闽，先后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是曾在福建任职的官员。张集馨有自叙年谱传世，该年谱有如一部年谱体的《官场现形记》或《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1981年11月，该年谱以《道咸宦海见闻录》为名由中华书局出版。上记故事，乃引述自该书。
从张集馨的故事可以看到，在北京扬州会馆，张集馨的身份先后是江苏扬州生员、国子监监生（例监）和从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京兆试）胜出的举人。就会馆的“试馆”功能而言，入住扬州会馆的应试士子包括了应国子监考试的扬州籍生员，应顺天府乡试的扬州籍贡、监生，以及应会试的扬州籍举人。当然，会馆往往是多功能的。扬州籍的应试士子以外，在扬州会馆入住的还有扬州籍的商人、扬州籍的京官。会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有成文或不成文的定规如春、秋两闱应试士子相互礼让之类，会馆自有会馆文化。乡试（俗称考举人）是省级科举考试，由各省举办，录取本省举人。顺天府是清初确定的乡试单位之一，各省贡生、监生经国子监考试、推荐，可以参加顺天府乡试、当然亦可以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会试俗称考进士，参加会试的是从各省乡试和从顺天府乡试胜出的各省举人。台湾的第一位进士陈梦球就是从顺天府乡试胜出为举人，再从会试胜出为进士的。顺天府乡试和会试的考试地点都是北京贡院。
科举对闽南乡土社会的影响
鲁迅翁的小说名篇《阿Q正传》里，目不识丁的阿Q住在“本不是大村镇”的未庄，却也见过“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的情形，知道“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的道理，听说“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举人老爷到我们乡下来逃难了”的消息，有过“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的时候，他在“秀才大爷”家做工，也曾“在举人老爷家里帮忙”，还有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的“革命”计划。如鲁迅翁所写，科举制度对乡土社会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来看闽南乡土社会的情况。
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勒石的泉州《青阳乡约记》里说：“夫乡之有约，古也。而约正之名，委重于士类，自吾郡守方南王公始”。乡约制度，古已有之。乡约同乡规民约有关，但不是乡规民约。乡约是官方认可的乡民自愿受约、自约、互约的自治制度、自治组织，乡民推举年高有德之人为约正（又称约首、总理等），“为小民平户婚、田土、斗殴、赌盗一切小事”，“不但果决是非，而以劝民为善”。在闽南乡土社会，自泉州太守王方南（名士俊）始、从王方南在泉州太守任上的明代嘉靖年间以后，闽南地方乡约的主事者改为“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据《青阳乡约记》记载，青阳乡约的约正庄用宾“年未三十联魁科第”，“其为约正”也，年仅30余岁。他是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属于“士类”即有科举功名之人。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勒石的南安《乡约社学记》也说，南安各乡之乡约也“择乡之庠士秀而有文者，使摄其役”，如“邑之二十二都为霞美乡，有士之秀而有文者陈生育俊”摄乡约之役。由于“士类”或有非“年高”者如庄用宾，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李光地特地在《丁酉还朝临行公约》里与其安溪乡人约定：“约正于族行虽卑幼，然既秉乡政，则须主持公道。自后乡邻曲直，有未告官而投诉本乡者，除尊长发与约正调停者，则为从公讯实，覆命尊长而劝惩之。其余年少未经事者，虽分为叔行，不得役约正如奴隶，约正亦不得承其意指，颠倒是非，以坏民俗”。李光地本人也是“士类”，返乡居住期间也主持乡约事务如制定《临行公约》。在台湾，日人当据台之初也发现，有科举功名之人是“地方的指导者，具有相当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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