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看到企业经营中美产品供应链的过程存在“人在做、天在看”的效应，因为我们不仅在跟美国打交道，还在和世界上其它的经济体打交道。中国市场的自信应该基于坚定的、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值交换原则。疫情期间和疫后过的国际经贸关系，是把一些国别的顾客当成“重中之重”，还是对全世界“一碗水端平”，中国要做出与有利于维护自身长久利益相匹配的选择。
五个预判
部分因为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中美经贸关系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学者的观察很容易出现说了过头话的情形。我的这些预判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同时，我将提到我觉得应该重视的几点，更多是出于我们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考虑。
预判一：第一阶段贸易协定条款中的“不可抗力”会出现争议
未来，美国对中国在经贸方面的压力，能做到不加码就很不错了，因为即便像2003年非典那样疫情局限在中国，美国两党和朝野在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这一点上存在广泛的共识。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创程度，超出了之前所有可能的想象。美国的一些政客乃至社会精英中，不把中国的疫情看做“不可抗力”的声音是明确存在的，随着11月选举投票日期的接近，情绪的宣泄会更猛烈。
但是，我想在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协定条款，也不见得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特朗普政府原来的谈判基础之一是看重农民、蓝领工人的选票，看重金融大亨们的支持所能带来的选票。疫情对美国大选形势的影响，我们一是不容易看清楚，但是白宫对选情变化的判断会传递到它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来，以与中国的谈判促进其国内选票增长的逻辑不会变。第一贸易协议实施过程中的变数，最后都会落到中美双边评估与争端解决机制，中方应重视争端办公室的作用。
美国寻求“中国制造”产品的替代努力，会不会遇到社会阻力，同样尚不可知。但是，有迹象显示，并不会出现不惜一切代价而为之的态势。例如，这次特朗普总统安排他的贸易政策顾问纳瓦罗统筹抗疫物资，纳瓦罗是公认的主张利用一切机会与中国经贸脱钩的代表性人物。有意思的是，美国媒体中也出现过对纳瓦罗的提醒：他主张的“就中国不行”（anybody but China）是有底线的，那就是不可以妨碍美国民众使用能从中国获得的医用物资。当然，产品符合美国的技术标准，才是我方靠得住的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