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支持而不军事保护台湾”的美台关系大框架继续基本保持。但“支持”的内涵明显扩大，尤其“支持”的军事合作内涵强化。
1979年1月中美建交的前提是美国被迫接受了大陆关于美台关系的“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建交后，1979年4月美国制造并实施“与台湾关系法”。由此，形成了美国“支持而不军事保护台湾”的美台关系大框架。四十年来，在这一框架基本保持的同时，实际上美国一直在不断扩大“支持”的内涵，而且主要是强化支持的军事色彩。40年来美从未停止对台军售，不仅已成为美台关系的主要部分，而且是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热点。
2017年1月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国会中的反华亲台势力，大肆鼓噪强化支持台湾的“独立主权”地位。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则对此翘首以盼。过去两年多当中，美对台军售、美台军事技术合作等不断有所强化。特别是，2018年夏天至今，美军舰在“维护航行自由”旗号下，已6次通过台湾海峡。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支持”台湾内涵的进一步扩大。蔡当局则自认为，这些就是美国承诺“军事保护”台湾，而倍感鼓舞。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突破“不军事保护台湾”的底线。对于上述作为，特朗普政府自欺欺人地认为，仍然只是强化支持“台湾”，而不是“军事保护台湾”。美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意图主要是显示“维护航行自由”决心之大，而不是“保护台湾”，更不是“保护‘台独’”。美国如“军事保护台湾”，就意味着准备为“台湾”，甚至为“台独”与中国打仗，而这是1949年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都极力避免的灾难。时至今日，美国“军事保护台湾”，只会陷美国于更惨重的灾难。对此，特朗普政府有清醒估计。这正是突出“保持台海现状”的政策目标的根本原因。可以预料，未来两年中，特朗普政府还会扩大“支持”台湾的内涵，以强化对台湾的“支持”，但美台关系“支持而不军事保护台湾”的基本框架不会，也不可能有突破性改变。
（四）特朗普政府谨慎对待、有限度执行相关涉台法律、法案。
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国会两院全部以一致通过的方式，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律、法案，并促使特朗普一概签署，顺利成法、成案。由此，一时间人们普遍认为美台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无论美台高层互访层级的明显提升，还是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美对台军售的全面强化，都将有“突破性重大进展”。台湾的蔡当局对此尤为期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但一年多以来的事实却显示，美台关系没有因为这些法律、法案出台，发生重大“突破性”进展。例如，美台交流协会台北办事处（AIT）新馆启用仪式，一度盛传将有美阁员，甚至博尔顿本人出席，但实际仅有中级官员—副助理国务卿出席。其他如美台军舰泊台、海军陆战队正式入驻AIT，无不如此局面。显然，对于这些涉台法律、法案，特朗普政府是谨慎对待、有限度执行，而不是谋求美台关系的重大“突破性”进展。因为美政府已经瞭解，美台关系突破性“进展”带给美国的利益，必然远小于由此对中美关系冲击给美国利益的损害。可以预料，这一局面在未来两年将继续保持。
（五）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与未来两年的美台关系变化
事实表明，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其中十分重要的是，重新重视台湾和美台关系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与以保持台海现状为政策目标，以及谨慎对待、有限度执行已通过的涉台法律、法案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特本人和其政府内对于美台关系及其变化认识的分歧和演变。重新重视台湾和美台关系对美国的战略价值，明显是以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筹码。这是特政府内部反华亲台人士的观点，而特朗普在执政之初接受了这一观点。以保持台海现状为对台政策目标，谨慎对待和有限度执行涉台法律、法案，则表明，特政府又重回中美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意味着台湾和美台关系，在特政府对华政策中地位没有明显提升，甚至继续边缘化。而且可以预料，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明显缓解、中美的竞争—合作关系重回正确轨道，以及两岸统“独”对抗持续加剧，特别是大陆对台军事优势的加速强化，台湾和美台关系作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筹码的意义不断减退。美国如坚持突出台湾、美台关系的战略价值，必将未获其利、先遭其害，而且必将害远大于利。作为“商人总统”的特朗普，经过两年执政，显然对此已经瞭然。所以，特政府对台政策的自相矛盾日益明显，而且在未来两年中还将更加明显。受此影响，未来两年的美台关系变化，将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微妙态势，即日益明显的不同调局面。一方面，美国国会将继续推进强化美台关系，甚至力度更大；另一方面，特政府则将更突出保持台海现状的政策目标，更加明确地谨慎对待并有限度执行涉台法律法案。显然，美台关系变化实际上将不再具有这两年的势头，而且内涵也将有所改变。
三、当前和未来两年，大陆面临的美台关系变化风险
中美建交以来的事实表明，美台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先后发生的四次重大变化，都伴随、引发了对于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的重大冲击，并进而对大陆国际环境形成冲击，甚至重大冲击。所以，美台关系变化，尤其重大变化，历来是大陆重视的风险。
未来两年，美台关系将持续变化，而且不排除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由此，未来两年将是美台关系变化风险新的多发期，同时也是美台关系重大变化风险的相对易发期。大陆应对此有充分的清醒认识，以把握战略主动，有效管控、化解。
（一）当前和未来两年，是美台关系变化风险新的多发期。
事实显示，中美建交四十年中，美台关系持续变化，总体趋势是美台关系持续密切化，这正是美台关系对大陆风险的根源。受各种条件影响，不同时期的美台关系密切化进程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美台关系对大陆风险的阶段性变化。
2010—2016年期间，美国出现“弃台论”，一度声势颇大。受此影响，这一期间美台关系密切化进程一度相对停滞；美台关系变化及其对大陆的风险，是冷战结束以来较不明显的时期。但2017年以后，“弃台论”在美国迅速消退，反华亲台成为美国社会主流舆论。由此，美台关系密切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声势重启，形成了美台关系变化及其风险新的多发期。
2017年、2018年两年中，美台关系的密切化十分明显。“与台湾交往法”，以及包含重要涉台条款的2018、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2018年亚太再保证倡议法”等法律、法案的颁发；以美对台军售为中心的美台军事安全合作多层次的全面推进等，已经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形成不可忽视的冲击，成为大陆面临的不可低估的风险。这些风险基本都是当前和未来两年中，依据已颁发和可能继续颁发的涉台法律、法案，美台关系在美台高层交往，以及美台合作，特别是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等方面的进展。这些变化一般不具有突破性，但都具有长期性；一般不产生轰动效应，但却具有积累效应。这些变化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美台关系变化的常态化、机制化，实际是以所谓“切香肠”方式，推进美台关系密切化。这些影响不仅在当前和未来两年有明显表现，而且在未来更长时期中，还有更充分表现。此外，须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一新的风险多发期，不仅美台关系变化及其风险发生频率明显增加，而且变化和风险的强度也已出现较明显的强化趋势，已出现“变化”与“重大变化”界限的模糊化。“与台湾交往法”的出台，就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事例。未来还会不断有类似的情况发生，从而明显加大美台关系重大变化及其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当前和未来两年，是美台关系重大变化风险很不确定的相对易发期。
冷战结束以来，美台关系曾发生四次重大变化，即1991年9月，老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机；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批准李登辉以“校友”身份赴美演讲；1996年一季度，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克林顿总统数次派遣航母战斗编队，进入或威胁进入台湾海峡；2001年5、6月，小布什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6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扬言如大陆“军事进攻台湾”，美国将“支持台湾自卫”。这四次重大变化对当时的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国际环境都形成重大冲击。
美台关系这四次重大变化，集中发生于1991年至2001年期间，即冷战结束后第一个十年中。此后十八年，还没有再次发生。美台关系这四次重大变化的发生，有明显的共同影响因素：中美关系处于重大变化之中的大背景；美国反华亲台势力与台湾“台独”势力密切配合的直接推动；美国总统决策的决定性影响。这三个因素互为补充，共同促成了四次美台关系重大变化的发生。2001年-2016年期间，中美关系相对稳定；小布什、奥巴马两位总统，相对重视中美合作。所以，尽管美国反华亲台势力与台湾的“台独”势力，始终极力推进美台关系，但美台关系的密切化进程相对停滞，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些事实表明，美台关系重大变化及其风险，实际上历来是小概率事件，但又确实四次发生。
2017年1月特朗普开始执政后，由于美国明确把中国定位为重要战略威胁、战略竞争对手，以及美国反华亲台势力得势，表明美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已具备两个主要影响因素，而且都空前强烈。显然，美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已处于空前的相对易发状态。这已受到人们普遍关注。但迄今为止，特朗普对此一直持谨慎态度，坚持有限度地执行已颁发的各项涉台法律、法案。目前看，这一局面将继续持续，但前景十分不确定。美台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例如台湾地区领导人访美（而不是“途经”）；美国对台军售，无论金额还是类型突破性进展，都已具有很大可能性，是大陆面临的重大而又现实的风险。
美台关系的重大变化，就是美台关系的重大突破性进展。例如，台湾领导人访问美国（而不是“途经”）、美台领导人会晤，以及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品种、性能等重大突破性进展。这些变化具有突发性、突破性，因而有强烈的轰动效应，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大陆国际环境都形成重大冲击。尽管这些变化的发生是小概率事件，但一旦发生，其现实的、深远的恶劣影响，都十分严重。所以，美台关系重大变化，历来是大陆高度重视的风险。
可以确认，当前和未来两年，美台关系重大变化风险的相对易发期将会持续。但在更长时期是否继续，则有较大不确定性。主要是2020年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以及202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这两场选举过程中，美台关系重大变化的概率大为增加；而选后，则因不同的选举结果，美台关系重大变化发生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总之，当前和未来两年，美台关系重大变化的风险，处于很不确定的相对易发期。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6月号，总第25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