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11月14日电/浙江大学国际战略与法律研究院王贵国院长日前参加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数字法律与治理”分论坛 “中华传统文化与数字经济治理”为题作英文主旨发言。他强调，数字经济为国际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位经济相关的仲介机构等，都在尝试制定与数位经济监管相关的规则，但是关于透明和负责任治理的国际规则依旧缺乏；恪守诚信原则是合作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关于谦虚与包容的做人与做事标准颇有助益；他引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的相关言论，进行了相关论述。
王贵国教授认为，互联网的资讯资料储存处理能力和强大的交流能力，使网路空间实现了全球的互联互通，这从而决定了当今的全球治理必须借助互联网这一工具，而治理好互联网才能使这一工具更好地发挥作用，进而实现互联网对经济发展之赋能。“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这一术语源自于Don Tapscott教授1995年的著作《数字经济：网路智慧时代的前景和危险》（The Digital Economy: 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该术语涉及由数位技术驱动的经济活动，例如互联网、移动设备和其他数位工具等。数位经济的关键领域则包括电子商务、数位媒体（包括广告）、软体和技术、电信、金融服务、教育和培训、医疗保健、运输和物流等领域以及资料、金融、信托等重要的平台及仲介机构等。
数字经济为国际经济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整体而言，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包括：高科技的迅猛反覆运算使决策者很难及时发现问题；数位经济的关键——资料之跨境流动正在挑战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数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在导致全球权力结构的失衡；资料隐私、网路安全、智慧财产权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亦面临诸多掣肘；气候变化与贫困问题也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目前,由于没有全面的国际规则，使得国际社会对于数字经济的监管呈现出碎片化的现象。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位经济相关的仲介机构等，都在尝试制定与数位经济监管相关的规则，但是关于透明和负责任治理的国际规则依旧缺乏。
规则在国际治理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如果没有规则，冲突和混乱将难以避免，合作的进程将举步维艰。“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墨子•尚同中》）这句话的含义为，在人类发端之初，未有行政长官（秩序未定），人心各异，具体表现为：一个人有一种意见，十个人有十种意见，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意见，人数越多，意见也就越多。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别人的意见不正确时，就会互相攻击。墨子的论述表达了构建规则与秩序的重要性——从事任何事情都需要法则，没有法则却做好事情是没有的。也即“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子•法仪》）孟子也有类似观点，即“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基于上述论述，墨子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规则的重要性。“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县。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放依以从事，犹逾己。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墨子•法仪》）易言之，不论是君王将相，还是各行工匠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均需要法则。工匠们用矩划成方形，用圆规划圆形，用绳墨划成直线，用悬锤定好偏正，用水准器制好平面。不论是巧匠还是一般工匠，都要以这五者为法则。巧匠能切合五者的标准，一般工匠虽做不到这样水准，但仿效五者去做，还是要胜过自身的能力。所以工匠们制造器物时，都有法则可循。故大者如治天下，其次如治大国，若没有法则，还不如工匠们能明辨事理。
墨子所言“法仪”，孟子所言“规矩”，均须遵循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即“道”。“道法自然”说的是人们只有遵“道”，方能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发展。也即《道德经》中的著名论断：“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里的“阴”与“阳”指的是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两种力量的互为补充、互为依存的关系。“和”是指“致中和”的状态，意即“阴”与“阳”达到了完美的中和、不分彼此（笔者注：这一论理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纳什均衡”具有相似的内涵）。只有如此，事物方可依“道”而生，遵“道”而成。如何实现这样的“和”？如何使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符合其发展之“道”，从而有益于人类？符合“道”的国际规则应能体现、反映人类的共同价值。这些规则与原则包括诚信（Good faith）、包容（Tolerance）、谦虚（Modesty）等。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便是诚信，主张“人无信，无以立”，认为诚信是行为的基本原则，不仅个人行为要守诚信，国家行为更要守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要求每个个体（individuals）都不应将自己的信仰、判断或欲望强加于他人。谦虚则体现为“修身之道”（Modesty），具体表现为三项要求：第一，表现为应该避免过于“自利”（self-importance），即“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道德经•第三章》）；第二，应表现为把握当下，做好该做的事情，避免好高骛远。即所谓“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中庸•第十四章》）“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道德经•第二十二章》）第三，应虚心待人，避免傲慢，即“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第五十六章》）修身之道亦为“中庸”之道（a sense of balance），为仁人之道。仁者爱人，是为君子。上述三项要求不仅是为人的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交往的要求与行为原则。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当前国际社会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生命力与活力毋庸置疑。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相当的普世性，其中很多价值与内涵与人类共通的价值不谋而合。而国际法源自于国内法，国内法则发端于其本土人文、文化。这就意味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内涵必然直接或间接对国际法原则、规则的产生和发展发生作用，包括对新兴领域——数字经济的国际治理产生影响。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诚信、包容与谦虚，与国际法中的共同价值——《联合国宪章》中关于诚信的规定等异曲同工。具体而言，中华传统文化重视诚实信用等价值，认为其是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根本。诚实信用可以使人类间建立信任（Trust），而信任可减少纠纷，有利于促进构建可靠与透明的社会环境。中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阐述的正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合作的底层逻辑。老子主张“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讲的也是此道理，因此倍受西方哲学家罗素等的推崇。基于前述，王贵国教授认为，将中华传统文化适用于数位经济治理的进程中，首先应该尊重数字经济发展之“道”；其次应努力理解他人的观点与利益，少些自私，多些利人，方可实现共赢。在此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关于谦虚与包容的做人与做事标准颇有助益，恪守诚信原则则是合作的基础。
2014年至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年，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主题为“建设包容、普惠、有韧性的数位世界——携手构建网路空间命运共同体”。“数字法律与治理”分论坛由浙江大学与华为公司主办，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与伏羲智库协办。该论坛围绕“数位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与国际化”主题，聚焦数位法治前沿理论和实践热点问题进行主旨演讲和对话交流，旨在把握数位时代发展趋势，广泛汇聚网路法治共识，深化数位网路法治领域国际合作，助力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路空间与数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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