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认为，根据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数据显示，平均而言80岁以上的老人面临高达10%以上的病死风险；但70岁－79岁的人群病死率降幅近一半；60－69岁人群的病死率进一步下降了4／5；50－59岁的人群病死率只有80岁以上人群的1／10左右；40岁以下的风险更是显着下降到1%之下。此外，病死率还和病人自身是否有基础性疾病高度相关。比如，如果伴随心血管系统疾病，新冠病死风险就会增加10%，其次是糖尿病、慢性呼吸道疾病、高血压、肿瘤等也都相应增加死亡风险。所以防疫措施应该更精准更理性。
刘国恩认为针对新冠病毒，我们应同时借助市场机制、国家激励、公共购买、全球治理来实现疫苗的开发，针对疫情后经济复苏应当借助财政手段在供给上发力刺激消费。并且为了促进政府公共决策更加科学理性，刘国恩认为以下四点启示值得重视。
第一，此次新冠疫情对人类巨大的冲击，犹如一次叫醒服务（Wake－up call），再次强化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常识，即人类世界从来不无各种风险，与不同程度的风险共生、共存事实上是一种常态。对于新冠病毒而言，可能需要考虑如何在长期状态下进行常态管理的预案。因此，实施“清零”等短期急性目标的措施可能需要调整，从而提高长期抗疫的科学有效性和经济可持续性。
第二，考虑到世界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事情都不可能逃离成本的约束。守护健康与生命是人类抗疫的核心目标，而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是经济基础，因此如何确保“抗疫”与“经济”两不误是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办什么事的极端思维既不明智，更不现实。对人类健康与生命而言，病毒构成威胁，贫困也是杀手。事实上，根据世界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每年全球因为贫困而饿死的儿童高达数百万。
第三，新冠疫情和SARS疫情相比，如果说SARS是显而易见的凶悍“杀手”，新冠病毒则是隐匿深藏的狡猾“敌人”。从防控难度看，后者远比前者更难对付。因此，针对新冠病毒，防控措施需要的不仅仅是猛力，更重要的是巧劲。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代价，高效精准的公共防控行动必定充分体现全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时间的高度弹性与靶向特征。
第四，后疫情时期，相信公共财政和社会资源可能都会加大对健康产业和医疗市场的投入。从公共财政的投入看，需要防止大医院对其增量资源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加剧现有卫生服务体系“上强下弱”的资源配置失衡程度。此次新冠疫情的资源利用表明，2009年以来实施的国家医改把强基层的“分级诊疗”作为首要任务，是非常正确而又艰巨的目标。在全国各地的新冠抗疫工作中，尤其是湖北武汉地区，大医院成为接收诊疗后者的中心平台，承担了几乎从诊断、治疗到康复的全流程工作。相对而言，基层医疗、社区诊所的作用发挥得非常有限。如果新冠疫情犹如当年的SARS一样，一次来袭后就神秘离去，也到罢了。如果以后每年成为人类的“常客”，并且发生规模涉及多个地区，医院为主的救治模式就会难以为继。并且，因为81%的患者都属轻症，因此无论是从费用、方便程度还是感染风险上看，社区诊所都比在大医院集中救治这类患者更具效率，同时又为重症患者使用大医院创造了条件，从而大幅降低医院床位的挤兑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