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几年要继续实施稳增长政策，又要抓好防控金融风险工作，两个方面将出现一定的矛盾，因为稳增长需要货币信贷相对宽松，而防控金融风险则需要货币信贷有所收紧。需求侧协同政策要协调好两者关系，既防止货币政策出现不适当收缩，对实体经济投资发展产生较大制约，又防止债务压力和资产泡沫继续增大，带来更大范围和更多隐患的金融风险。必须处理好结构性去杠杆和总体杠杆率相对稳定的关系，处理好保持市场合理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与引导资金流向、搞好金融市场监管的关系，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从而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顺利推进。
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
要协调好国内宏观政策取向与国际政策环境变化的关系，减弱外部因素变动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负面影响。
未来几年，国际政策环境将更加复杂多变，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可能出现分化，美国的政策取向呈现多样性特征，货币政策与财税政策出现背离，对其他国家产生复杂性影响，国际政策环境面临更多不确定问题。美国的政策取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联储的加息政策。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的趋势是相对确定的，但加息的频率可能因美国经济回升过程的波动而调整变化。二是美国的减税政策和扩大基建投资政策。其中对国际影响较大的是大幅减税政策及其可持续性问题。三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项政策可能因多种因素制约会有所波动，但美国加强国内市场保护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美国的以上政策将影响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取向，引起国际政策环境的变化和波动，并对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产生新的干扰，对国内经济运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进程产生新的影响。
需求侧协同政策必须重视这种国际政策环境的影响，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出发，在坚持做好自己事情为主的前提下，研究采取适当的应对策略。一是针对美国加息政策产生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其他主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分化特点，根据中国稳定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需要，保持中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努力减弱外部政策环境、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使中国银行基准利率、人民币汇率保持在相对稳定的合理水平。二是针对美国大幅度减税政策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中美两国税收体系的差异，进一步实施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的基本政策，降低企业尤其是产业政策支持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成本负担，积极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推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进程。三是针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国际影响，深入分析国际市场竞争、开放与保护的格局，一方面继续坚持全球化的战略取向，争取更多类型国家的支持和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合作的有效推进，采取有理有节有利有序的贸易应对策略，推行更加灵活多样的进出口竞争政策；另一方面，根据国际贸易竞争和合作的新趋势新特点，利用国际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促进实体企业加快创新发展，调整进出口结构，合理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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