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治理，往往会得出一种答案：中国的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首先，任何一种转型都需要过程，不能一步到位，条件还没达到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揠苗助长。其次，在危机管理时期，国家强有国家强的优势。例如，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少有国家可以做到中国这样严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经济停摆、封闭城市的方式来阻断疫情。以至于不少国人以“抄作业”是否合格来衡量他国的疫情防控。
实际上，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实情和传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不一样。我们的居民能够接受国家提出的隔离要求，一些西方人连政府发出的“戴口罩”倡议都要反对，认为侵犯了他们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是要隔离，隔离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宁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对国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机时刻也几乎如此。举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期间，服务于特殊时期发起了几次社区社会组织运动，战争一结束，人们思考的是“如何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社区自助意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讴歌伟大时代、如何保持爱国主义，他们不是，他们甚至把国家对社区的帮助称为“殖民主义”。反观我们，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井邻制度”、“什伍编组”，时至今日，这套“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编组体制，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危急时刻还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这一点，西方国家说什么也很难做到。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往往是以下战时命令的方式要求基层成为战斗堡垒，这是一个上级指挥下级、上级要求下级的过程。命令、任务一股脑传输下来，基层的干部有时“跑断了腿、累折了腰也做不到”。举个例子，社区防控被纳入“属地责任”范畴，本身是将社区当成了下级，社区干部在防控中除了量体温、排查、消毒、出入管理以外，还要提供生活服务，甚至还要联系医院收治，做一些力所不逮的工作。而且，在大多居民看来，这是社区该干的、政府该干的。实际上，现有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既有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新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