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篇》第一章导论写道，台湾历史的特色是多元文化，对外关系密切、对外贸易兴盛、冒险奋斗和克服困难精神。应当指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罔顾这一历史事实去认识台湾。台湾主要由大陆移民开发，在历史上与闽粤两省一直有着密切关系，这是台湾历史的特色。教科书编者假借使用“中性”词句，把郑成功“收复”台湾写为“进攻”台湾；把日本“侵占”台湾写为“取得”台湾；把日本“投降”写为“终战”、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凸显出无耻的媚日观点。
《社会篇》极力鼓吹“我们都是台湾人”，宣扬所谓“台湾意识”、“台湾精神”、“台湾魂”、“吾土吾民”，却不提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只字不提“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这与“台独”势力宣扬的“台湾是台湾”、“中国人是中国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谬论一脉相承。
①这套教材通篇没有出现“中国人”、“中华民族”这些字眼，所谓“以台湾人的观点写台湾史”，实际上刻意排斥“中国的台湾”。
②这套教材称台湾“有史时代”就进入“国际竞争时代”，否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领土关系；称“多元文化是台湾历史的一大特色”，以此表明台湾的“国际性”。
③这套教材通篇充斥“我们都是台湾人”，由“多元族群”构成，清代是漳、泉、客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当今则是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原住民“四大族群”；“台澎金马是命运共同体”，要凝聚“台湾意识”，变成“台湾人”。不断重复四百年来外来统治者欺压台湾人的悲情历史。
④这套教材在刻意疏远、贬损中国的同时，却对日本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历史篇”不仅模糊淡化日本在台的残酷殖民统治，而且鼓吹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的“丰功伟绩”；“社会篇”大肆赞颂“日治时代”，只字不提台湾民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悲壮事实和具有的中华民族意识。
《认识台湾》一推出即掀起轩然大波，受到社会广泛的质疑和各界人士的抨击和批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政治文宣品，而不是教材。他们认为：一、这套教材任意篡改历史，妄图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血脉联系；二、这套教材歌颂日本殖民统治，亲日情结浓厚；三、这套教材刻意凸显“两个中国”的文字，妄图误导青年学生的“国家观念”，为“台独”铺路；四、这套教材为执政者涂脂抹粉，充斥着政治文宣的意味。他们认为“中小学教科书为国家教科书，着重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观念”，而这套教材是“亡其国先亡其史”，必将成为“台湾的乱源”。民进党、建国党及台湾教授协会的一批人则对这套教材表示认同，声称这是“跨出台湾本土化教育改造的第一步”。台大教授李永炽认为，这套教材使“国民教育往前跨进一步”，建立起“以台湾为中心”的观念，回归了国民教育以形塑学生人格成长为目的的功能。他们在赞赏的同时也表露遗憾，民进党中常会呼吁“本土化教育未竟全功，民进党将继续集思广益，促成更符合台湾史观的基本教材，民进党并将责成各执政县市长继续秉持认同台湾的一贯原则，推动教材改革和全面本土化运动”。
综而观之，不论是文化领域“台独”主张的宣扬，还是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从意识形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的程度与方式来看，从各个方面相关因素的考察及评估，影响最大且危害最烈的是历史教育方面的“去中国化”，歪曲台湾历史，贬损中国历史，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宣扬亲日情结。在2004年底的“立委”选战中，陈水扁宣称“本国史就是台湾史，中国是外国，要先认识台湾史，再谈外国史”；他还提出，要解决所谓“国家认同”问题，台湾教育需要大改革。不难看出，陈水扁当局在教育文化领域推行的政策是藉“本土化”之名行“文化台独”之实，企图通过篡改历史兜售“台独史观”，进而塑造“台独国民”，以达成“台湾独立”的政治目的。而这一切以教科书形式进入中小学，以政权力量将“台独史观”通过文化教育强制灌输给台湾青少年，其影响之广泛，危害之深远，应予高度的重视及有力的遏制。
此外，在陈水扁主政时期，当局主管部门利用“国家考试”推行“文化台独”政策，妄图改变公务员的文化认同。主要做法有：
1、考试命题范围的“去中国化”。建制台湾史地题库，各项“国家考试”中逐步提高有关台湾史地的命题比例；以“台湾近代史”取代“中国近代史”；将应试科目“国文”试题题型修正为“作文、公文与测验”或“作文与测验”，将应试科目名称有“中国”者，一律修改为“本国”；名称有“中西”或“中外”者，一律修改为“世界”。
2、提高闽南话命题比例。中文阅读测验选择本土作家的作品作为闽南话考题；公务员考试中采用闽南话命题；“国文科”考试使用何种语文不作规定，企图以闽南话逐渐取代现行“国语”进入考试。
三、2016年以来民进党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相关作为
2016年民进党再次上台执政之后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独”政策，主要体现于“一破一立”两个方面：“一破”即废止马英九主政时期的“微调课纲”；“一立”即推出“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
2016年4月29日，台湾“立法院”表决通过民进党“立委”提出的“要求教育部撤销微调课纲”提案，“教育部长”就任第二天（5月21日）即迫不及待地宣布，将以行政命令废止“103年微调课纲”；所谓的“103微调课纲”，是指2014年2月10日通过的“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国文、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课程纲要，课纲微调事件源于马英九政府着手调整高中课纲中的部分用语，修改李登辉、陈水扁主政时期渗透于课纲的“去中国化”和歌颂日本殖民统治的错误史观。譬如，把“中国”改为“中国大陆”；把“日本统治”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接收台湾”改为“光复台湾”；把“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改为“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构想”；对慰安妇的描述增加“被迫”两字等17处重大争议。这项在历史教育的拨乱反正工作遭到“台独”势力强烈攻击，民进党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以“马英九政府未公布微调课纲会议的发言纪录及成员名单，进行黑箱作业”为由发起“反课纲运动”。2015年7月下旬，部分根本未能厘清新旧课纲差别的学生聚集并冲击“教育部”，使台湾社会再度陷入纷争之中，迫使当局改为新旧课纲并行。由此可见，部分台湾青年在历史事实上的是非不分、在国家民族认同上的思想混乱，着实令人痛心，同时显现“文化台独”的流毒之深、危害之巨。2016年5月31日，台湾“行政院”公报宣布“教育部”的废止令，公报指出，2016学年度将恢复以往课纲版本，其中“地理”及“公民与社会”课程纲要回到2008年1月24日公告版本，“历史”课程纲要回到2011年5月27日公告版本，“国文”课程纲要回到2011年7月14日公告版本。
2018年民进党当局如期推出“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纲”，其中历史课纲体现更为严重的“去中国化”和“日本皇民化思想”。进而于2019年出版历史教科书，以诸多不符台湾史实的论述强行灌输给高中学生，影响所及400多万学生。新版历史教科书主要特征如下：
（一）在民族方面以南岛语系取代中华民族，甚至以血源DNA否定台湾人与中国人的关系；以海洋民族取代亚洲大陆的中华民族，完全切割两岸之间的民族关系。
（二）在国家治理方面否定《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等文件，从国际法上否定中国在台湾治理的合法性；某些版本的历史教科书甚至出现“台湾地位未定论”等论述。
（三）在文化方面推销“去中华文化中心论”，以多元文化取代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历史事实，无视两岸的地缘与历史关系，把中华文化对台湾文化的绝对影响力，等同于日本、西方及其他外来文化。
在“文化台独”政策及其相关作为影响之下，台湾民众与大陆民众的心理距离将日益疏远，甚至发生民意对撞。通过“去中国化”等“文化台独”行径，制造两岸民意对抗，以巩固其执政地位，这种手法曾在陈水扁期间屡试不爽，此次重蹈覆辙将严重冲击两岸关系。
近年“文化台独”政策的推动成为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威胁。这种迹象在“太阳花学运”和“反课纲微调运动”之后愈发明显。在大陆反对“台独”的政治高压之下，民进党进行外部冲撞式的“台独”冒险被迫收敛，于是采取从内部推动“文化台独”政策，这一系列政治操作已对台湾社会造成即时而深刻的危害。
四、关于“文化台独”问题的若干思考
“文化台独”企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台湾民众的文化认同，进而改变台湾社会的认同结构，扩大“台独势力”发展的社会基础。经过李登辉与陈水扁先后执政20年及民进党再次执政推动的“文化台独”政策及其作为，台湾社会的认同结构已经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倘若这一态势予以延续，势必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乃至和平统一构成严峻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思考及认识。
1、台湾文化的主体无疑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台湾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决定台湾文化发展必然有其特殊性，必须看到一百多年来日本文化及西方文化的极大影响，必须看到威权专制统治时期扼制台湾文化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因此，不仅要区别少数人的政治图谋与多数民众的正常文化心理，而且要严格区别文化正常发展状态与蓄意割裂两岸文化关系纽带的行径。
2、准确地评估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的作用与影响，恰如其分地评估其政策的推行与具体效果。少数人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然而，这一行径在相当程度上是违逆文化所包涵的多种社会意识形式自身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将某些“非意识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人为地加以“意识形态化”，这是极为不正常的倾向，具有“反文化”的性质。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势必进一步加剧台湾政坛、社会的省籍和族群矛盾，引发政坛纷争，对台湾社会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但有相当的局限性，少数人推行“文化台独”的图谋终将无法得逞。
3、准确区分“文化台独”与强调“台湾乡土教育”这一文化倾向的不同性质；准确区分少数人的政治图谋与广大台湾民众热爱乡土的普遍心理及对威权专制统治时期长期压制“台湾文化”的逆反心理的本质差异。诚然，强调“乡土教育”以及对台湾历史的研究及学者某些观点为“文化台独”推动者追求政治目标提供了客观社会条件和基础，但二者的本质是不同的，前者不必然导致后者，必须作严格的区别和对待。
4、准确区分“文化台独”与强调“台湾文化特殊性”这一文化倾向的不同性质。毫无疑义，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亦产生其特殊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既不能强调共同性而忽视特殊性，也不能强调特殊性而忽视共同性，必须把强调“台湾文化特殊性”而所从事的学术研究与将“台湾文化特殊性”绝对化及企图割裂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行径作严格的区别和对待。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1月号，总第26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