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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中評社 資料照） |
中評社彰化2月10日電（記者 方敬為）日本自民黨籍首相高市早苗提前解散國會改選，8日晚間開票，最終自民黨取得316席，獲國會絕對多數。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李其澤接受中評社訪問表示，高市取得完全執政局面，並且達到修憲門檻，也讓戰後東亞秩序迎來轉折，日本或能完成戰後安全體制的“再定位”，但若在權力集中下失去節制，則可能引發新一輪安全困境循環。
李其澤，德國柏林洪堡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國際政治學博士，曾任“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研究員、“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秘書，現任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日本執政黨自由民主黨在總裁高市早苗率領下，於第51屆眾議院大選交出亮眼成績單，獲得單獨突破眾議院三分之二席次成績，拿下316席，創下日本戰後單一政黨取得的最多議席紀錄。本次日本眾院選舉共競逐465席（單一選區289席、比例代表176席）。選前自民黨僅198席。自民黨本次單獨跨過可提案修憲的席次門檻，對東亞形勢的影響，各界關注。
李其澤表示，該選舉象徵的不僅是自民黨取得席次優勢，而是戰後憲政結構的一次權力再分配，真正的關鍵不在於數字，而在於日本選民以壓倒性方式授權一位強調安全優先與“國家正常化”的領導人。
李其澤指出，從戰略理論視角觀察，此次選舉意味著日本的安全政策從“約束型現實主義”逐步過渡至“嚇阻型現實主義”，戰後第9條憲法長期作為制度性約束，使日本在安全政策上依賴美國提供延伸嚇阻。然而在中國軍力提升與台海風險增加的背景下，日本社會對安全風險的感知顯著提高。經濟相互依存理論原本預設，貿易將降低衝突機率，但近年北京對外經濟施壓的案例，使日本輿論逐漸懷疑“以商促穩”的有效性。當經濟工具被武器化，日本的政策選擇自然朝向強化自主嚇阻能力傾斜。
他說，對中國而言，高市的大勝構成戰略困境，過去北京試圖以經貿槓桿影響東京政策走向，但此次結果顯示，經濟壓力的邊際效應正在下降。若持續升高對日壓力，可能加速日本完成修憲與安保改革；若收斂施壓，則意味默認日本安全轉向已成定局，這點值得關注，當一方為增強自身安全所做的制度性強化，會被另一方解讀為威脅，進而引發對抗性回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