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廷春给母亲李氏的信中写道：“我最亲爱的妈妈：我曾痛恨日本的军阀，现在我更痛恨他们到刺骨了，我们目前所受间接的痛苦，所发生的纠纷，不是日本人所给以我们的吗？倘若他们不来侵害我们的领土……”
青年对日军的暴行表达了最直接的愤怒和痛恨。他们对其用“日贼”“倭奴”等词汇，充满了义愤。这种情绪源于对家乡和同胞遭受苦难的切肤之痛。
因此，对家人安危的深切忧虑也是侨批中最普遍的情绪。他们无法亲身参战，只能在信中一遍遍叮嘱家人如何避难。如台山籍澳大利亚华侨邝源修详细叮嘱女儿：“汝有时等荻海圩不可由公路而去，恐有贼国飞机沿公路经过，见机上开机关枪扫射，贼军之野心不顾人道。”
尽管战局艰难，但许多青年在信中表达了“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坚定信念。
在美国的林栢宇在信中鼓励儿子：“但系取于时势……日本定还我河山，抗战胜利。”同样在美的陈钦扳在给妹妹的信中也展望：“我在处（我所在的地方——记者注）每日所看至西人报纸及唐人之报，论及我的中华民族抗战，得宜最后胜利……吾也望中国最后胜利，得到一个世界上一大强国，是我中国。此是大希望也！”
比起中老年人的信札中更多出现对于家庭宗族具体事务的安排（如款项的分配、家庭生活的长远规划），青年的目光更关注宏观战局和国家未来。他们常在信中讨论战况进展、国际形势，如“俄国牵制出兵”“英美借款”，并畅想战后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景。
与长辈的信中传统的“光宗耀祖”“读书上进”等观念相比，华侨青年一代对个人与国家的现代化前途有更强烈的意识。一位父亲给自己的孩子廷芳的信中写道：“须知和平时期非有学识及技能者不能立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