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8日电／11月27日，“新发展格局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20年度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召开。论坛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华南理工大学联合主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与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承办。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高松，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广州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曾伟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会议开幕式由广州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郭德焱主持。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执行主任麦均洪出席会议。曾伟玉在致辞中强调，新发展格局既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作出的重大调整完善，也是着眼于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这既对我国改革发展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也对学术界研究与智库发展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
以新发展格局应对国际新挑战
郑永年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如何理解这个大变局？我认为，在这场大变局中，一大变量因素是中美关系。因此，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首先要正确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当前中美矛盾主要是美国内部问题的反应。而美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会直接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进而影响国际环境。
其次，要正确认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并不是“内卷化”，特别是对于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依靠外向型经济成长起来的区域来说，还是要以外循环为主，鼓励外向型企业走出去，同时吸引国际资本、卓越人才和高端技术留下来。
“十四五”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自己不能封闭起来，还是要继续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也是解决中美矛盾最有效的武器。
具体来说，要从数量型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型经济发展，不能光注重零关税、传统的贸易投资，更重要的是看到标准。另外，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闭政策，我们也要实行开放政策，要实现单边开放政策，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
在具体落实上，一是建议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福建、海南等省份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联点。二是建议长三角和珠三角要做成地域嵌入性的世界性平台，对标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以“单边开放”的态度和抱负，参与到全球性的经济竞争中去。
绝不重新走向封闭，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继续崛起，这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在今天，在未来，这句话都是真理。
打通构建“双循环”的堵点淤点
张中祥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循环起来。这个循环要畅通起来，就必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主要环节上的“堵点淤点”。能否打通这些堵点，像对外开放一样开放国内市场，达到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相互促进，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决定能否实现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和难点。
但要打通堵点，当前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一是如何把潜在需求变成现实需求。二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现有中等收入群体及其消费能力。三是如何摆脱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大循环畅通。对此，我有四点建议：
一是不能把两个循环割裂开来，中国依然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畅通“外循环”。高水平的开放还是关键，只有通过利用国际市场才能够获得我们稀缺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等。当外循环越通畅，内循环就越有质量、越有效益，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二是畅通内循环要从消费入手。对中低收入群体，要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他们克服疫情影响下的困难。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居民收入和消费才能稳定下来，市场需求才有保障，经济才能复苏。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要借助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城市群、都市圈，由此带动大量居民住宅、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拉动消费、投资。
三是在核心技术领域形成自主技术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其中，在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同时，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这也是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可能性影响的有效方式。目前，通过国际合作仍然是技术进步的最佳路径。
四是应进一步发挥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基建对整个经济的带动作用。疫情期间，企业借助数字技术，催生一批新业态和新模式，充分体现了数字经济为中国经济贡献的活力与韧性，让中国经济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走出了新气象。
共同打造优质制度供给高地
陈文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研究员
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调整与演化。在此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个货币体系，应该成为集成优势——既可以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经验变成制度优势，也可以把香港、澳门积累的国际经验变为优势。在新的开放布局中，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优势。
但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真正落实落地，必须要从制度创新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应对国际形势严峻复杂、中美关系尚未明朗的情况下，谁的制度最优，谁才能赢得未来。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怎么样才能形成制度集成优势呢？我认为要从四个层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制度创新。
第一，内地应向港澳已经积累的制度规则的优势对接，比如先进的标准、规则、人才、居住环境、税收、现代商务制度等。
第二，内地已经创造的先进标准规则，港澳则要向内地对接和衔接，形成三地的集成优势。
第三，粤港澳三地共同对接国际最优的制度、标准与规则。香港向内地衔接对接，也是和内地创造的最先进的标准、规则形成共同优势。
第四，粤港澳大湾区要面向未来，面向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科技革命、新的信息革命、新的数字化经济转型，对于新的科技革命带来的若干未知的领域，或者已知但规则和制度还处于空白的领域，要共同创造和填补标准和规则。
总之，粤港澳三地应共同努力，把粤港澳大湾区变成人才高地、知识高地、先进制造业高地、高质量发展高地，更重要的是变成制度创新高地、优质制度供给高地，粤港澳大湾区才能真正在国家战略这盘大棋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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