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一批国家级服务设计中心。一个国家经济基础和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服务外包发展道路。中国与印度经济基础差异性决定了各自服务外包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在服务外包发展起步阶段，大力发展信息技术外包，软件研发开发、信息技术、运维服务等外包占比一度超过六成。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单一接包企业转型为数字化企业、数字化服务供应商及综合解决方案供应商，形成了中国数字服务和数字经济引领于全球发展的重要推力。据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数据，每年约15万的IT人才从服务外包企业流向互联网企业。在产业转型升级阶段，需要盘活产业全要素资源，发挥新时代综合竞争优势。中国有着印度不具备的制造业基础优势，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世界同步，甚至局部领先，自动驾驶、智能家电、VR/AR、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领域设计外包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2018年，工业设计外包执行金额达120亿美元。新时期提出发展国家服务设计中心，是服务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大局的需要，是服务于“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品牌价值的需要。
有序调整示范城市数量，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2018年东部地区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占全国的比重达83.1%，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分别占8.1%、4.7%、4.1%。尽管现东部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服务外包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但随着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对服务外包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产业基础设施、开放水平、人才资源要素等条件持续改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些领域具备引领示范条件。动态调整机制的目的是真正发挥城市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主动作为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淘汰机制不仅对示范作用不理想的城市提出退出要求，也为有示范动力、示范潜力、示范能力的城市提供新进机会。《意见》提出，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创建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这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切实需要，有助于引导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服务外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服务外包成为经济转型升级、构建内陆地区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重要突破口；有利于发挥东北地区工业体系完整的优势，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提供支撑。
鼓励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发包，支持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互利共赢合作，是国际服务外包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贸合作走实走远，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服务外包业务快速增长。2019年1—9月中国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服务外包执行额652.8亿元。2014年至2018年，服务外包执行额由98.4亿美元增长到174.3亿美元，增长75.9%。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市场设立交付中心、共享中心、研发中心、数据中心开展本地化服务。《意见》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向有关国家发包业务，推动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出去，构建更广阔的服务网络体系，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建立系统的促进政策体系。不断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是《意见》的重中之重。服务外包企业多数属于轻资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服务业企业长期以来想解决而未解决的难题。为此，《意见》从精准施策角度，分类提出四大“靶向”措施。一是将企业开展云计算、基础软件、集成电路设计、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研发和应用纳入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支持范围。二是评估并推广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服务外包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项目享受的出口信贷优惠措施。三是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带动社会资本加大对服务外包产业投资，支持符合条件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上市融资。四是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布局建设一批辐射全国的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这些举措含金量较高，充分考虑当前问题与长远良方，力求建立系统的可持续长效促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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