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这一切可能将弗洛伊德捧为“烈士”或“英雄”的号召与举动，惊动了一位名为欧文斯（Candace Owens）的黑人女士评论员。她是一个名叫“转换点”（Turning Point)的政治团体对外信息交往的负责人。在她接触的信息交换圈中，公开掀开了有关弗洛伊德的底细。毫不客气地宣布，她发现这位弗洛伊德，在他生命的46年中，接连五次进出监狱的经历：罪名若不是吸毒、贩毒，就是持枪抢劫---包括一次聚众闯进民宅，在用枪指向一个孕妇肚子的情况下，将之抢劫一空。而最后一次，弗洛伊德是因使用一张价值美金二十元的伪钞而被捕。所以，欧文斯说她认为弗洛伊德不堪称为“烈士”，更不是她的英雄。虽然她自己是黑人，她还指出黑人占美国14%的人口，但却拥有全国50%的犯罪记录。
在此之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工会，也公布了有关弗洛伊德的生平。显示欧文斯所透露的细节条条属实。奇怪的是，美国各地如此高分贝的抗议暴乱，居然引起了国际上积极的响应与共鸣，尤其是欧洲。
四、国际上对美国暴动的声援与共鸣
也许会有人认为相当稀奇，但国际上对美国这番广泛与高分贝暴动却表现了很踊跃的声援与共鸣。单说欧洲，从德意志、西班牙、比利时、联合王国，到丹麦，各地均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声援，对美国反种族歧视与警察滥权运动之抗争，深表同情。
对此，有人提供一项解释的理论，认为这些国家上街游行助威的人们，虽然表面是支持美国的群众，但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声援，毋宁说是共鸣。因为他们看到美国这一连串示威抗议运动，就联想起自己国家也有同样问题——即类似的种族歧视与警察滥权的问题。较为更恰当的例子，当推澳大利亚（虽然它不在欧洲）。由于澳大利亚的祖先由英国来到当初地广人稀的这片美好土地时，当地的土著（原住民）无能对抗这些船坚炮利外来的白人；结果弱肉强食，祇落得被赶到偏野角落苟且偷生的下场。他们的子孙到今日仍脱离不了“原住民”的标签。所以，听说美国有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发生，这些原住民也趁机行动起来，藉声援美国抗种族歧视之名来表示他们自身历代受歧视敢怒而不敢言的悲痛（当然，在美国“原住民”的印第安人的遭遇，也极为相似。他们的祖先被当初由英国移民美国的白人任意屠杀；他们的子孙则被放逐在美其名曰“预留地”的禁区）。
五、以上种种动乱与号召的启示
有人对美国上述那一连串的人为祸乱，提出一个“报应”的说法。如果我们真接受“报应”这个观念的话，未尝不可将美国多年来的种族问题（白人欺负与压迫黑人）追溯到美国祖先贩买黑奴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实际上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最早有黑奴的出现，肇始于英国殖民时期；美国于1776年立国后，延续了英人留下来的黑奴制度。所以美国宪法（制定于1787年）上并无反对奴隶制度的规定。一直到南北战争以后于1865年通过的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才废除奴隶制度。但在那以后，黑人还是没有与白人真正享受同等的权利。譬如黑人还不能与白人同校上课；而须上那所谓“分别而平等”专为黑人而设的学校。一直到了1954年后因一项最高法院的判例才正式改变。自此以后的民权运动，美国的黑人逐渐在书面（法律）上赢得了较多的平等权。可是白人心理对黑人歧视的态度，还是可以从白人警察与黑人间一向紧张对峙的关系看出。所以，这次因弗洛伊德事件，将这一切黑人被压抑的愤怒与心结，得机全部暴露发泄了出来。
如要用“报应”来解释的话，应该说是美国白人祖先当年贩买黑奴所造的孽，今天他们的子孙，得为祖先所造的孽承担应付的历史代价。不过，所谓当年，应该是指17世纪至18世纪由英国殖民时期转型到独立的“美利坚共和国”时期。而在那段历史辰光，从事黑奴买卖以及利用从非洲拐来的黑人做奴隶的西方国家，除了英国外，还有葡萄牙、西班牙、德国、荷兰、比利时与丹麦等国。如说“报应”，那么为什么祇有在美国才发生这个因祖先造孽而须付出代价，其他那许多西方国家，却没有发生“报应”呢？那位发表“报应”意见的发言人，还说美国的“报应”是表示菩萨的公允。那么其他拐带及买卖黑奴的国家都没有受到同样的待遇，又如何解释呢？不过，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应该发觉，也是在这些欧洲国家，对当前美国的暴乱，响应最力。这也是为什么另外有人指出，这些欧洲国家的反应，与其说是响应，毋宁说是“共鸣”。这表示它们因被提醒自己祖先也曾从事黑奴买卖的往事而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受。
长话短说，这些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是在西方国家、也就是所谓民主阵营的核心成员，所共有的问题，是他们深藏内心之歉疚；也是他们对外标榜民主时绝对不愿明言（甚至承认）的禁忌。有鉴于此，我们当更能领会到以上拜登格言的真谛是何所指。亦即为何要维护与增进民主，尤其是在民主衰退之际要将其复兴的含义。再复述一遍，以上自黑人弗洛伊德事件以后的一切动乱、以及欧洲国家（多半俱是民主国家）的“共鸣”，证明了民主圈子中的一个共同体会、也是一向的难言之隐。
所以由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其实真正用意是响应拜登格言中须挽救、复兴民主于衰退之中的苦心。这也是为何白宫对峰会召开之目的保持秘而不宣的道理。而国务院的说法，仅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而已。
据相关消息，全美国自2020年月25日以来各地的暴动中，根据30个地区警察局的报导，他们在一个月（重复：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已经逮捕暴动中的违纪分子达11,000人。有人（Alan McLeod）计算了一下，发现这个数目，比在香港一年里头逮捕的9,000人还要多。
最后，这一切对台湾搞台独人士的启示是，香港经常的暴乱，与其说是由于“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不如说是由于有外来的干预与怂恿、甚至蓄意颠覆。而广义的“外来”，当然不祇是美国而已。
六、结束语
以上各节，已足以刻画美国民主制度的真相。这个真相，绝非美国政府通常对外投射民主形象如何足以令人效法的憧憬。其实，我还没有提及在弗洛伊德案件与因它而带来的暴乱等等之后，英国的“卫报”登载了一篇报导，有关一个名为“民主联合基金会”的机构授权由拉塔纳（Latana）民调公司作出的一项在53个国家的民调。这53个国家的50,000名受访者，俱是笃信民主而奉之为圭臬的人士。大多数被访者认为“美国对民主的威胁是远大于俄国与中国对民主的威胁”。我们再看美国民间的看法，据“时代杂志”的报导，美国有85%的人笃信他们本国的制度应该大幅改进。而他们有此想法，全是他们自身对民主“不过如此”的感受，绝非因是中国与俄罗斯发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更因此而成功地腐蚀了美国人对民主的信心。再根据剑桥大学的数据，概括了154个国家四百万受访者的意见，可说普世民意对于民主的不满，已由1990年代的47.9%上升到现今的57.5%。
综合上述一切资料与数据，我们能作的结论是：世上没有什么诸如多数西方媒体所渲染的民主集团与专制集团的对抗。因为民主的衰退，是各国内部的严重问题；由美国开始。拜登竞选总统时之所以就有召开民主峰会的意见，就是由于他对美国民主制度衰落的感触。除了以上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打砸烧抢的动乱以外，还有2017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民主的践踏（譬如特朗普发动他的党羽对国会大厦武力攻击与破坏即是一例）。所以，拜登上任后召开民主峰会的真实用意，实际是要把既已衰落的（美国）民主进行“复兴”之努力。同时因考虑到其他民主国家也有普遍的衰落（正如民间“自由智库”的评审所显示），所以才邀请了110个国家参加。
可是在这次民主峰会开完后，对于开会之讨论过程与是否有决议诸节，不但美国没有公布，其他与会的成员也保持沉默。这表示什么？
我认为合理的猜测是：此次峰会恐怕根本没有具体的结果，因而不了了之。没有结果的可能原因，恐怕是与会的多数成员，对美国国务院所提出的三大课题不能与美国意见一致。如此点属实，美国反躬自问的时候，应该到了。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1月号，总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