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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中评社图片） |
中评社北京4月15日电（作者 汪毅夫）作为学术史，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往往要从北京大学、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歌谣征集和方言研究讲起，从北大学术牛人讲起。
1948年，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正是由此开讲。杨堃把“北大时期（1922-1925年）”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源”，紧接着是“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期：广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1930-1935年）”。
杨堃（1901-1998）也是学术牛人。40年后的1988年，另一学术牛人钟敬文（1903-2002）对杨堃的说法委婉地提出意见。他透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1988）一文告诉我们，他本人以及江绍原、娄子匡、钱南杨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创会会员，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成就相当骄人，应该得到的评语绝非“衰微”一语了得。
吾人于此不免好奇：
从“北大时期（1922-1925年）”到“广州中大（1928-1930年）”之间的“1926-1927年”是“虾米”（什么）时期呢？北京大学董作宾、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容肇祖等学术牛人于此期间“去哪儿”呢？杨堃忽略而钟敬文也不
曾补充提起的时期是否比“衰微时期”更微不足道呢？
实际上，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个“福建时期（1926-1927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可以做学位论文的选题的重要时期。
提起“福建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可以坦然笑对前起的北京大学、后出的广州中山大学，可以骄傲地笑到花枝乱颤。
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于1916年。1925年前、后，北大陈锡襄、董作宾先后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陈锡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成大规模的‘闽学会’”之计划。1924年11月，陈锡襄曾“写一封长信给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报告此事，所以自那时北京的朋友们便知道我们有这项的计划”。1925年春，董作宾到校。陈锡襄、董作宾合捐10元，又从国学系借了20元，征得学生50余人，办起了“闽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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