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确是一件让人难过的事，但是我们客观地检视二二八事件前长官公署简派的那些外省，或亲外省人的大官有没有做出“官逼民反”的事情呢？答案当然是没有。当年随陈仪来的官员不少是当年中国的菁英份子，如严家淦、任显群、孙运璇等，当时台湾省从“日据”变成“中治”，当然有过渡期、磨合期产生的问题，而这些基层官员在观念上、办事方法，原则上可能与日本人不同，效率可能比日本人差，所以台湾人看不起他们，也不怕他们，但是当时整个制度不是一个欺压台湾人的制度，台湾民众享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当时来台湾的外省官员当中，也一定有败类，但不足以形成“逼”到必须要“反”的地步。
我们从事件中有不少台湾人协助外省人避难，也可以看出，当然绝大多数台湾人对外省人并没有仇恨，而视其为“一国人”。如果将这些外省官员与日据初期的后藤新平对台湾人民的大屠杀、对台湾资源的毫不保留的汲取；如果当时的警民冲突发生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本总督府会如此处理？日本的警察当时会如何反应？在暴动后，日本总督府可能会与民间共同成立“处理委员会”吗？相信读者均心知肚明。
台湾经过战争，尤其是美军大轰炸的破坏，战后又逢日、中政权交替，中国大陆经济濒临崩溃之际，台湾经济情况不好是事实，军人军纪、服装仪容、长官公署行政效率不尽理想也是事实，但是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都没有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资料证据显示，这些问题都没有“逼”到老百姓愿意冒着“杀头”的危险，跟政府拼命的地步。此外日本总督府跟行政长官公署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长官公署把台湾人当成“国民”、“公民”看待，但是日本人在五十年殖民期间，只是将台湾人视为次等的“属民”。
二二八事件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最后引起台湾全面动乱，动乱之初长官公署未尝没有诚意和平解决，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第一、长官公署二月二十八日下令戒严，并宣布依法严办肇事之专卖局人员，当日即收押傅学通等六人，并允诺秩序恢复后即解除戒严。
第二、三月一日民众代表黄朝琴、周廷寿、王添灯、林忠等谒见陈长官请求：立即解除戒严令、被捕之民众应即开释、命令不准军警开枪、官民共同组织处理委员会、请求长官对民众广播。陈长官全部允予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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