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台北1月31日电（作者 张亚中）如果中国国民党还相信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就应更确定，本党应是所有党员的党，不是哪一种“阶级”或“权贵”的党。党主席的选举不可以特定的资格为条件来“绑标”。只要得到党员认可，任何党员应均有权利为党服务。
我在党内的确不是“权贵”，也没有中央委员等“阶级”的资格，只是一般党员，但我想问国民党，我是否有参选真正需要的“热诚、知识、能力”的资格？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忠党爱国”的家庭。我的父兄一生为“国家”出生入死，我读的是空军子弟小学，从小被教育成要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
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我当时单纯地认为，更爱国就要为国家在外交上打前锋。我辞去了在核能电厂的高薪工程师工作，转进“外交部”。
在“外交部”任职期间，我曾派驻在维也纳、汉堡，最后奉命去拉脱维亚开设总领事馆。在拉脱维亚，我日以继夜工作，成功地竖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中共只好暂时放弃在拉脱维亚设置大使馆的打算。
1992年两岸关系待突破，我又觉得，两岸比外交更重要。对民族的情怀及“爱国心”趋使我从“外交部”转赴陆委会。在陆委会期间，我参与了所有重要的两岸事务，也是几份重要文献的拟稿者。
1995年，我觉得李登辉的“国家定位”论述、两岸政策已经出问题了。我不想成为“共业者”，决定离开已经担任简任11职等的公务员，放弃了所有可能的退休金，到学术界用我的思想来为“国家”民族做点事。当年，星云大师嘱我去为南华大学建校，我在那里为台湾的佛教界、教育界奉献了八年，我也利用这段时间完成了我的理念论述。
2003年我转任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对我而言，不是安逸的象牙塔，而是可以为“国家”、两岸做些事的根据地。有了这个公立的教职，我更可无后顾之忧地投入社会工作。自此，我不只是个单纯的论道学者，而是个全心为“国家”前途奉献的社会参与者。
我与好友成立“民主行动联盟”，在“民国”92年到97年（2003年到2008年）间，我领导反对“草率的6108亿军购”运动。为了反对打压小党的胡乱“修宪”，筹组“反“修宪”联盟”，缴了报名费新台币1500万元，以“张亚中等150人联盟”名义参与任务型“国代”选举。2006年我带头启动“反贪腐倒扁”运动，为此在整个倒扁运动中，仅有我一人以违反“集会游行法”被判刑，后获缓刑。这短短的四年期间从事社会运动，我用我自己以及募来的钱，大约二千万，事后看来，成果极为有限，但我问心无愧。
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后，我认为这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我与朋友成立“两岸统合学会”，我们尝试向马英九及大陆高层建议，两岸应结束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国际上共同参与。为此，我带着“两岸和合”论述，在两岸间举办过至少十多场中大型重要的会谈，参与者包括两岸重要学术界人员、退休大使、退休将领等。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已使得两岸相关人员充分了解我的“两岸和合”论述，及肯定我们的情怀与理念。为何想办这些会？只有一个原因：希望两岸不要战争，双方政府能够相互尊重与包容。办这么多会议，五、六百万元是跑不掉的，我都是自己出钱，没有向两岸政府申请一毛钱。
在国民党及马英九执政八年期间，我认为挽救被民进党扭曲的文化史观比什都重要，因此我几乎散尽了所有的家财以及在好朋友的帮助下，拍摄《百年中国、迷悟之间》六集纪录片（youtube可下载），用了约二千万元；成立出版社，编写出版教科书，用了约三千万元。但是不论再怎么努力，由于国民党及马英九自己没有意愿及能力拨乱反正，我的努力更显得只是镜花水月，但这些挫折并没有消磨我对“国家”与民族的关怀。
为了推动“两岸和合”理念，我与好友们协助志同道合的洪秀柱女士参选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在柱柱姊赢得初选后，当时的党中央污名化柱柱姊及我的两岸主张，当时的党主席甚而告诉柱柱姊，“张亚中不可以出现在党中央的办公室”。后来以两岸路线为由，强制换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柱柱姊当选党主席后，孙文学校在中常会的同意下成立。孙文学校决策委员会推选我为校长。我积极任事，希望将孙文学校打造成国民党内最具有理念与论述的基地，目前已在台湾内部设立20个以上分院，海外近十个分院。后来吴敦义担任主席，想要废掉孙文学校，我只好将孙文学校登记为民间团体。延续从一开始的作法，经费完全自筹。期间，为了促使两岸关系和缓发展，我也协助促成了柱柱姊与大陆习近平先生的见面。
2016年蔡英文执政以后，在捍卫理念上，我与孙文学校的朋友从来没有缺席过。我们在历史、文化教科书上总是站在捍卫价值的第一线，在军公教退休金被删减一事上，我们与蓝天行动联盟、八百壮士及一些蓝营的团体们一起努力。四年来，我们举办各种座谈会、街头运动，从来没有退缩过。
这两年来，我又自己编写及自费出版了“中华文史哲丛书”，包括孙中山思想、中华文化、“本国史”、文言文、台湾史、二二八事件等专书。在自己出资及募款下，以孙文学校名义捐赠台湾所有中学、公立图书馆总共二千套，约五百万元。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不能捍卫本国史及中华文化，如果不能坚持孙中山的理念，如果不能深入认识台湾史及二二八，国民党如何与民进党区隔？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国民党还有什么在台湾存在的价值？国民党拿什么与大陆竞争与合作？
郭台铭先生借款给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出了贡献，国民党因而修改规则让郭台铭参与“总统”初选。或许是因为如此，我也顺便取得了参选的资格。我当然也知道，要赢得初选几乎不可能。之所以要参选，就是希望唤醒国民党，国民党错在哪里？必须要深刻反省、检讨、重造，否则没有未来。国民党必须要证明自己有存在的意义，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事实不幸证明，本党大败。
我做过工程师，在外交及两岸的第一线担任过高阶文官，在台湾大学任教，写了三十多本书，致力于推动中华文史教育及孙文思想，有完整的两岸及“治国”理念。我主导或参与过自2004年起台湾重大的蓝营社会运动，也有幸参加过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国民党人才济济，我绝对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容我说一句问心无愧的话，我虽然没有像郭台铭先生一样借过大钱给本党，也未曾对本党高层人士捐过巨款，但为了“国家”、人民、本党，我几乎是倾家荡产地付出；我十多年来在思想上、街头上的努力付出与奉献，应该也不会比中央委员或中评委来的少吧？想请问党中央及所有党员同志，我是否应该有参选党主席补选的资格呢？
其实不只是我，有太多本党优秀的同志在默默为“国家”、人民、本党做出贡献。如果他们愿意站出来为本党奉献，本党又何忍拒绝他们？说的更坦白些，本党中央有什么样的道德性与正当性来拒绝党员参选？本党或许会说，“抱歉，这是规定”。如果这个规定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民主开放精神，本党不能立刻亡羊补牢、从善如流吗？国民党主席与中常委的被选举权早就该开放给所有党员，在选举大败后，这件简单而应该的事都做不到，国民党还奢言什么选后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