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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期稳定增长的实现，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紧密相联。 |
中评社北京9月8日电／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长期协调机制，坚持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中央决策层的这一指导意见，包含十分丰富且深刻的内容，具有长期视野与“跨周期”前瞻纵深的战略思维，需要我们深入领会，将其精神与要领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实际工作中去。
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严峻，与“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长期问题紧密关联
北京日报发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文章表示，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GDP增幅下降，已从2010年的10.6%，下行到2019年的6.1%。这一过程中，首先是中国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后“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因素，使“牺牲一些速度”而寻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后又在2018年开始，叠加了不期而至的美中贸易战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2015年后长达12个季度经济增速为6.7%-6.9%）未能得到稳固而继续下行；再到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形成使经济急剧下行的严重冲击，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有的负增长局面（一季度-6.8%）。
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就其下行与低速特征而言，是新常态、贸易战和疫情三重因素叠加造成的。如从时间维度考查，引领新常态显然是中长期问题，我们还要经过5至10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以比6%可能更低一些的中高速状态，完成“L型”的转换，以中高速可持续的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贸易战既已到来，那么也必然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中长期过程，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挑战性问题的处理中，延续中国的和平发展；如何完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未来的前景也还有十分明显的不确定性，本土最严重的短期冲击已过，但基于全球态势和病毒演变大概率的考虑，抗疫工作需要常态化，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很有可能中长期与新冠病毒的共存过程中，实现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并最终将其消灭。一言以蔽之，上述这些紧密相联于经济形势复杂性、严峻性的问题，都具有中长期问题的特征。
为把握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必须充分认识新发展格局的长期性
文章认为，对“三重因素叠加”等中长期问题造成的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力求加以对冲，所以面对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别无选择地要运用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原则，指导方针上更加注重扩大内需，“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对于“内循环”的倚重，将其作为扩张需求给经济升温的主体因素。但是注重扩大内需、抓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在内外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的相互促进。
这种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而其中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体现出其长期性，因为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来自美国，这是构成中国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要成因，我们对此必须充分认识，形成足够长期的思想准备，把握好内循环与双循环中内生潜力的释放及其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抗御。
长期坚持结构调整战略方向，掌握好跨周期调节
文章分析，自2010年以来的阶段转换与引领新常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中央的分析认识十分明确，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所需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出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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