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问题出在香港内部，其中既有产业结构的问题，也有社会“二次分配”的问题；不仅涉及社会福利政策，也涉及税收政策。
“二次分配”问题由来已久，香港回归前业已存在。当时中方为实现香港平稳过渡，要求保持香港现有的制度和政策基本不变，其中包括社会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那时中方对港英“大洒金钱”的福利主义很警惕，乃有担心“车毁人亡”之说，故而“二次分配”问题未能摆上日程。在香港回归前夕，我们已经预测到，随着香港主权问题得到解决，民族矛盾相对下降，而香港内部之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将会相对上升。回归二十多年来的情况证明，这样的变化确已发生，特区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对“二次分配”做必要的调整，社会福利进一步向中下层倾斜，以此调整社会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减少不安定的因素。
社会福利向社会中下层倾斜，政府手里要有钱。增加财政收入，必然涉及税收的政策。香港基本法规定实行低税政策，这一点得到了执行，根据2015年《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香港是四十三点五，是亚洲最低的。低税制在香港回归前后对稳定经济，稳住各种资本在港长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低税制也存在一些问题。按营业利润征收的利得税，非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5%，有限公司的税率只有16.5%（据《2015年香港经济年鉴》）。薪俸税的递增税率最高不超过标准税率即应评税入息总额的1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利得税和薪俸税的税率普遍高达40%至50%。即便香港税率这么低，不少大财团仍可以钻法律的空子进行避税。
低税政策表面上公平，但实际上对社会中下层有欠公平。同样的税率，在缴纳的实际税款上，大资本家占了相对大得多的便宜。而社会底层得到的微薄好处，与富豪得到的巨大利益不可同日而语。长此下去，势必拉大贫富差距。税赋过低，会减少政府应得的税收，影响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以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照顾。
为了扶持香港经济，中央政府给了香港不少“大礼包”，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但由于税率问题，在做大的“蛋糕”中，社会底层能分到的不多，很难直接从中得到好处。而绝大部分好处，仍落入大资本家的腰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