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挑战在于，由于美国推行“美国优先”并宣布世界进入大国战略竞争时代，支持全球化的政治能量正在瓦解。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前所未有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袭来，在全球最需要政治共识的时候，大国深陷地缘政治角力无法自拔，以致《经济学人》感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正走向终结”。
“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全球化”可以理解为冷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各国经济通过价值链加强联系。它不仅是最终产品和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而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分工，形成了生产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环节的全球布局，意味着生产技术、管理诀窍、产业资本和经济收益的全球再分配。全球经济能走到这一步，冷战结束、全球政治走向某种“趋同”起到了重要作用。
技术变革等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
但正如历史不会终止于冷战结束，全球化也不会止步于美国主导下形成的模式。推动全球化的技术变革、发展需求和全球共识仍然存在，虽然支持和保障全球化的政治能量在消退，但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及冷战时代的经验看，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力量会不断寻求冲破政治藩篱，曲折向前并形成新的高潮。
发达经济体可能出于安全考虑加速产业回流，这将引起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重构。但只有主要大国才有条件在国内建立全产业链。对美欧来说，即使结成冷战时那样的同盟，打造一个新体系来重建全产业链，但只要将中国排除在外，其成本就将高得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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