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在抗疫中表现出的文化共性，也令美国产生了危机感。同时，面对本国日益严峻的疫情，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反思，《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新冠肺炎将成为新的历史分期的起点。从人类面对共同威胁、需要携手应对这一视角看，2020年堪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元年”。马里兰大学教授米歇尔·盖尔芬德提出，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中国那样的“紧密型社会”比美国这样的“松散型社会”更能做出有效回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美国）的松散文化需要一次大转型”。学术界出现的文化和观念层面的反思、对东方的肯定，让美国战略精英们感到担忧。
面对疫情压力，在危机感与竞争意识双重驱动下，美国政府有人做出了“甩锅”“索赔”的动作。从美国内政角度看，这一做法是着眼总统选举，要转移视线，推脱责任。假设从疫情得到控制到11月大选有一段间歇期，那么这将是民意迅速发酵甚或重构的重要阶段，可以预期，现政府、共和党将面临更大的压力。从美国的国际战略看，则有在不利处境下以攻代守、强行压制的味道。
日本战后最长的景气周期在2019年下半年就已岌岌可危，加上此次的疫情和东奥会延期等的冲击，日本经济更是雪上加霜。美国搞单边主义、日韩关系尚未完全缓解、东南亚市场容量有限，中国是能拉动日本经济为数不多的要素之一。日本政府曾推动企业搞“中国＋X”，但日本也不可能摆脱美国的战略轨道。日本国债居高不下，军事与社保争预算，无法自行弥补“脱美”造成的安全系数下滑。日本对美奉行的是“建设性追随”路线，通过增加战略自主性，将美国因素化为实现本国目标的战略性工具。同样，在中美之间，日本要做“积极作为的两面人”，而不是“消极无为的两面人”。
中国“危”“机”并存，转危为机关键在应对
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对对外关系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中方最需要冷静分析形势，科学决策，智慧应对。关键环节有三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思路应对何种危机。危机既包括公共卫生危机本身，更包括疫情引发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以及疫情带来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通过这次疫情，更能辩证地看清我们自身的优长与短板。疫情防控反映出中国的体制优势，特别是在社会动员力、政策执行力、基层组织力上的突出强项。从克服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角度看，中国的基本国情中仍有不少欠发展的部分，各类发展性指标的人均值仍落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东西差距、城乡差距明显，欠缺平衡，医疗财政占国家总财政预算比重、万人医生比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但是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这也意味着，相比发达国家，我们仍有巨大的内在发展潜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