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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肺炎疫情成为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 |
中评社北京5月13日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24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全球确诊人数达到262.6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8.2万人。全球已经有212个国家或地区发现肺炎确诊病人。本次肺炎疫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超2003年的SARS疫情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成为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
一、肺炎疫情的演进、全球金融动荡与经济衰退
首席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文章表示，从最新的疫情演进来看，目前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但疫情在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仍在快速蔓延。近日来，全球与美国的新增确诊人数有所下降，给全球抗疫行动带来了一丝曙光。不过，疫情演进还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疫情是否会在印度、非洲国家等公共卫生条件较差的国家大肆蔓延？又如，本次疫情的持续时间是否会超过想象，在今年秋冬季节可能再度肆虐，以至于形成周期反覆的特征？再如，无症状感染者的占比与分布究竟如何，未来是否会成为新一轮传播的重要主体？
全球金融市场在2020年2月下旬至3月迎来一波剧烈动荡。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股市与原油等风险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发达国家国债与黄金等避险资产价格在波动中上涨。在市场最动荡的一段时间里（3月9日至3月18日），发生了股票、国债、原油、黄金价格全面下跌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机构投资者大规模抛售各类资产导致出现流动性危机。而随着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开启了新一轮大规模货币宽松，迄今为止流动性危机已经消除，避险资产价格明显反弹，美国股市也由持续暴跌模式转为双向盘整模式。
本轮疫情冲击导致的全球金融动荡很可能仍未结束。一方面，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疫情演进尚未到达拐点。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将会显着下行，基本面的弱化可能成为新一轮金融动荡的诱因。此外，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历次美股熊市中，股指也不是一跌到底，而是在起起伏伏的波动中逐渐下行。
全球金融市场目前至少还有三个潜在的风险点：其一是过去10年蓬勃发展的美国企业债市场，投资者目前可能严重低估了可投资级别债券中最低级别债券（BBB级）的潜在风险；其二是南欧国家主权债市场，投资者目前可能严重低估了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家主权债的潜在风险；其三是以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大规模短期资本外流的冲击下可能出现本币贬值、外债违约、国内资产价格下跌等问题，甚至酿成金融危机。最近，阿根廷政府已经宣布主权债违约，并提出了债务重组的方案。
全球经济在2020年负增长已成定局，不确定的是下行幅度与持续时间。根据IMF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由2019年的2.9%下跌至2020年的-3.0%。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的经济增速将分别下跌至-5.9%、-7.5%、-5.2%、-7.0%、-7.2%与-6.5%。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速也将分别下跌至1.2%与1.9%。换言之，在2020年，全球经济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均会陷入衰退。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着如下四个重要的不确定性：
第一，本轮经济衰退将会持续多长时间？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是V型、U型还是L型？如果是V型，那么欧美经济与全球经济从2020年下半年起就能显着反弹，经济衰退不足为虑。而如果是L型，那么我们面临的可能会是与1929-1933年大萧条类似的旷日持久的衰退。从2020年4月IMF的预测来看，目前其基准情景仍是V性反弹，全球经济在2021年将会增长5.8%。但事实上，2021年的增长前景依然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第二，在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以中美经贸摩擦为代表的全球贸易摩擦是否会重新加剧？如果这一情景成为现实，那么全球经济增长未来呈现L型的概率将会显着增加；
第三，全球原油价格未来如何变动？是继续下跌呢？在当前水平上盘整呢？还是显着反弹？全球原油价格的变动无论对于石油输出国还是全球金融市场的能源板块而言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四，本次疫情会给2020年11月的美国大选产生何种影响？特朗普赢得连任的概率究竟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至少从目前来看，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不降反升，反映了市场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及时出台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还是非常支持的。
二、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显着下行，财政政策亟待发力
文章称，目前肺炎疫情在中国国内的蔓延基本上得到控制，但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仍在不断显现出来。2020年四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前低后高没有疑问，问题在于二季度经济增速能低到多少，三季度与四季度经济增速又能高到多少？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为-6.8%。预计，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反弹至2-3%，第三季度可能反弹至6%左右，而第四季度可能达到7%。如此来看，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达到3%左右。
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的表现来看，2020年最困难的很可能是出口。随着欧美经济与全球经济在今年二季度显着下行，中国出口行业将会面临严重的外需萎缩，在开工复工后会面临订单不足的窘境。考虑到疫情对消费者心理预期的冲击、以及对部分消费者收入与工作机会的负面影响，即使疫情基本结束，消费增速也很难迅速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市场预期的消费“报复式反弹”力度可能较为有限。在三大投资中，基建投资增速一定会显着反弹，因为基建投资向来是中国政府进行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房地产投资增速可能会继续下行，因为今年中国政府全年逆转房地产调控的概率很低；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会较为低迷，因为内需与外需今年都比较疲软。
2020年前两个月，中国CPI同比增速均超过5%，3月份CPI同比增速回落至4.3%。通胀高企的主要原因是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在去年年底，市场普遍预计，随着猪肉价格在2020年春节后逐渐回落，中国的CPI增速会随之下行。不过，肺炎疫情造成的供给侧冲击，可能会推高食品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从而使得CPI增速回落速度显着放缓。例如，今年二季度的CPI增速可能依然保持在3.5%-4%的区间内。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对央行降息（尤其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构成一定程度的掣肘。
肺炎疫情可能导致的结构性失业压力不容低估。一方面，2020年本来就是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大年，预计今年毕业的大学、大专与高职毕业生高达870万；另一方面，这次疫情显着冲击了服务业与出口行业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原本就是解决就业的重要渠道，由此可能释放出很多富余劳动力。
鉴于中国经济增长在肺炎疫情冲击下显着放缓，中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应对。不过，在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方面，财政政策要比货币政策有效得多。这是因为，货币政策是一种总量政策，只能控制流动性的多少，而很难控制流动性的流向。因此，即使央行显着放松货币政策，也很难保证流动性能够流向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中小企业与中低收入群体。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针对性能够强得多，无论是转移支付还是减税降费，都可以直接针对特定群体。因此，为了应对本轮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适宜的宏观政策组合应该是以财政政策为主，以货币政策为辅。
迄今为止，两会还没召开，市场对财政政策的预期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4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经表态，中国政府将会提高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发行特别国债以及加大发行地方专项债的力度。笔者目前的预测是，今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可能由2.8%提高至4.0%，由此将会释放出1万亿额外资金。今年抗疫特别国债规模可能达到2万亿左右。今年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可能在原有计划规模上再新增2万亿左右。换言之，今年财政方面可能新增5万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达到GDP的5.0%-5.5%上下。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扩张有助于维持中国经济较为平稳地增长。
建议，2020年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对受疫情冲击严重的企业与家庭进行各种形式的转移支付，以帮助他们顺利渡过难关。相关政策可以包括针对性的减费降税、延迟缴纳税款或其他费用、直接补贴、消费券、现金支付等。有学者认为，对企业与家庭进行转移支付，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提振作用，不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确如此，但我们也要看到，如果只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受益者只会是小部分企业与家庭，这虽然能够提振经济增速，但却不能解大多数企业与家庭的燃眉之急。从微观主体的福利来看，本次中国的财政政策扩张应该首先进行转移支付，其次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毕竟，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中国政府的最终政策取向应该是中国的国民福利最大化。
三、2020年中国政府仍有必要设置年度增长目标
文章分析，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在上述判断下，中央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新提法。这凸显了非常时期中国政府的底线思维。
2019年中国GDP增速为6.1%。在IMF最新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对中国2020年的增速预测仅为1.2%。本人目前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为3.0%。无论如何，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大幅放缓是必然的。当前，市场上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既然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显着下行，且增长前景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那么中国政府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到稳就业与稳民生之上，而不必设定2020年的年度增长目标。
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因此没有必要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而实施力度过大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因为这样会造成巨大的成本与中长期的副作用。不过，中国政府仍有必要设置一个2020年年度增长目标。具体增长目标设在多少，可以讨论，将其建立在各方认可的测算水平上。目标可以富有弹性、未必强制完成。但无论如何，年度目标依然非常必要。
以下，将从体制、经济、弹性三个维度，来论证2020年设定年度增长目标的必要性。
首先，从体制维度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体制仍是一种行政计划性依然浓厚的增长型体制，需要一个年度增长目标来协调各方面资源。迄今为止，年度经济增速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指挥棒，无论中央部委还是地方政府，很多经济工作都是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为基础开展的。例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很大程度上都围绕着实现特定经济增速而展开。一旦离开经济增速这个指挥棒，短期内“条条”（中央部委）与“块块”（地方政府）都可能变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力量往何处使。当然，有学者可能会说，“六保”可以作为今年衡量政府绩效的新指标啊。不过，“六保”一来涵盖的目标较多，二来其中有些目标很难量化（例如民生、市场主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与基层运转），不如年度经济增速这个指标清晰明了。因此，2020年中国政府仍应设定一个年度增长目标，以这个目标为抓手来促进六保的实现。
其次，从经济维度来看，六保的实现与经济增速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要确保六保得以实现，就必须追求一定的经济增速。将从三个方面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要实现2020年稳定就业的目标，就必须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在“六稳”与“六保”中，唯一的交集就是就业，这说明了中央政府今年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考虑到今年毕业大学生人数达到870万，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此外，今年如果服务业与出口行业一些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将会释放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人群，对就业市场也会形成较大压力。奥肯定律表明，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显着正相关。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GDP增速每增长1个百分点，新增就业为200万，但如果中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会减少就业400万。换言之，如果没有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稳就业和保居民就业何从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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