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例如，我们往往是以下战时命令的方式要求基层成为战斗堡垒，这是一个上级指挥下级、上级要求下级的过程。命令、任务一股脑传输下来，基层的干部有时“跑断了腿、累折了腰也做不到”。举个例子，社区防控被纳入“属地责任”范畴，本身是将社区当成了下级，社区干部在防控中除了量体温、排查、消毒、出入管理以外，还要提供生活服务，甚至还要联系医院收治，做一些力所不逮的工作。而且，在大多居民看来，这是社区该干的、政府该干的。实际上，现有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既有治理结构的缺陷，而非新生的。
我们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时，确实存在政府揽责、包办的情况，这与政府强烈的服务意识十分有关，也与服务手段、社会手段不足有关。时间一长，就会生成一个被动等待、大事小情找政府（在老百姓眼里，社区也是政府的一部分）的“巨婴社会”，政府就形成了“全责政府”，受苦受累的干部就成了“把所有责任都自己扛”的“服务员”，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了“骆驼式、保姆式干部”的口号，着实让人担忧。既然如此，居民的个体责任边界就会模糊，自主、自治的意识就会缺乏，以至于稍有不满，就会向政府抱怨。实际上，很多事情，并非政府能够解决的、也并非政府需要解决的。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南开大学中国政府与政策联合研究中心团队在全国开展的一份7300多份的问卷调查表明，疫情防控期间，居民的志愿参与率仅仅为2.42%。防控责任一股脑地交给社区、干部和物业了，他们做不好、做不到位的就要受到批评，打屁股的多、擦屁股的少，“干部看、群众看”的现象突出。
不管如何，我们该静下心来好好思考，理想状态的国家社会关系应该为何？如何才能达到理想状态？达到理想状态的“转化机制”为何？马克思所预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恩格斯关于“国家回归社会”的论断还缺乏什么条件？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应该充分重视社会组织的发育，充分重视居民个体责任、政府责任、市场责任与社会责任边界的厘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达成共建共治共享。
总之，新冠疫情的传播和防控，不仅对我国公共卫生体制、应急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而且暴露出国家治理的一些问题。有问题不可怕，关键的是我们能够从危机中学会什么、改进什么？我们从危机中所得的种种体悟，会给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什么量级、什么能级的促动？我们会不会增强马克思所讲的“改造世界的能力”？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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