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5月16日电／人类的文明史是从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的进化史。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人类的创造性和“忧患意识”构建起来的公共风险理性。然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可以说，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中，全球治理规则出现了不适应性，导致全球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风险日渐全球化，进而演变为全球公共风险。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文章表示，一方面，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日趋丰富，全球分工不断深化细化，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金融链在全球范围内更加紧密地联系，世界各国日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无论是金融、投资、贸易、能源、气候等领域的全球协调及其规则，还是整个全球治理框架都已经无法满足当前世界发展的需要。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数字化技术以及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全球治理规则和理念带来了新的挑战，需要共同行动来应对。可有的国家反其道而行之，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前世界的和平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已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人类之所以伟大，正是在于我们拥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能力。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的整体观为我们从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确定性提供了启示，并认识到，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遵循既有国际规则，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政策协调，这些年来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0%左右,为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发展注入了最大的确定性。
“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文章称，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致力于探索构建一种基于互联互通的新型全球化。经过近6年的实践，“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合作新平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了新力量，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一是合作理念创新，为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找到了新方向，降低了全球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什么样的行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理念。自二战以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以贸易为中心的经济体系。贸易带动了投资，形成了全球分工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但贸易合作的理念是单一维度的，仅仅依靠自发的市场竞争力量，容易产生明显的全球“马太效应”，带来全球的贫富差距扩大。这是世界不确定性之所以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一带一路”建设超越了贸易竞争，更聚焦于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以及交通运输的互联互通。互联互通的合作比单纯的贸易合作更能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能和发挥各国资源禀赋优势，更有利于创业和就业，实现包容性发展。这有利于在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基础上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高度契合各国对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期盼。正因如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为倡导多边主义、深化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和行动指南。
二是合作机制创新，为世界各国发挥自身优势，参与全球分工合作创造了机会。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认为，世界是不确定性的，只要存在不确定性，就不具有所谓的最优解，最多只有最优的概率区间。全球的分工合作也是如此，不能用确定性思维来把某种规则强加于人。但过去长期以来的国际经贸合作都是建立在同质化、确定性的假设基础之上。与之不同，“一带一路”建设所呈现的合作机制则充分考虑各国的差异性，它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合作框架。无论是互联互通的建设，还是民生、人文、气候等领域的合作，均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各国都可以从自身需要出发，共商共建，最终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一带一路”搭建的合作机制具有自主性、灵活性和延展性，不同地区可以根据各自的现实需要，参与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绿色环保、廉洁惠民的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超越了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方面差异的合作平台，是参与各方共同打造的全球公共产品。由于不针对和排斥任何国家和主体，任何国家只要有意愿，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其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实现资源的有效对接和高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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