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学派关于货币超级中性观点，将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组合的工具性选择排除在首要位置之外，认为只要货币稳定，发展是财税和产业的事，这多次被证明是明显错误的。央行，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央行，应把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要素充分就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结构变了，菲利普斯曲线（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关于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关系的跷跷板现象消失了。自2008年至今，美国经济仍然在低位运行，多数年份处在1.5%－2.5%的增长区间，可就业率却一直不错。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前行长和多位地区行长认为，菲利普斯曲线得了重病或者失效了。
自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从11.4%降至6.6%，但是中国的就业状况也是40年来最好的。在过去5年间，常常是1－10月份就完成了全年的就业任务，2019年也不例外。
笔者认为，中美两大经济体同时出现这种现象，一个共同的因素就是替代人类脑力劳动的电脑和联网经济，尤其是数字技术、多维终数字端以及联网共享技术在过去40年间给中美乃至世界经济结构带来的改变。大车间流水线和模块化的制造经济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智能智慧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过渡。在新技术条件下，新经济的劳动就业弹性远远高于老经济成分。经济每新增一个点的GDP带来的就业，比以往新增一个点的GDP带来的就业额度要大得多。
菲利普斯曲线的失灵，是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只不过中美更为突出一些而已。自然，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会出现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构变化而不适应的连带现象。
在过去40年间，世界各国的宏观货币团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新主流经济学和货币政策思想的影响。当宏观经济结构变化，需要新的政策引导时，往往因理论落后于实践而沿袭老的政策组合。世界各国的货币政策该有新思路了。
中国经济在过去数年间也出现了类似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货币管理政策方向，实体经济备感流动性偏紧。欧美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需要根据世界大势，结合中国实际，研究新的货币政策理论，不能将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归结于防范“灰犀牛”的部门考量，而把地方债务作为经济“不良管理”的“背锅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是理论联系实际。中国宏观货币管理应该将要素充分就业这一央行基本任务放到自己的肩膀上来。
（来源：环球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