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谈一下背景。疫情下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主要有两个背景，可说是内外相连。从国内背景来看，疫情下的日本社会总体平稳，秩序井然，没有出现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浪潮。日本佛系抗疫“自肃”取得成效。截至7月6日，日本累计确诊新冠病例19800例，治愈16959例，死亡977例，这样的低感染率和低死亡率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专家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日本国民的高度自律精神和日本拥有先进成熟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应急管理体制。但是，政府防疫工作效果却没达到国民预期，部分民众认为安倍内阁抗疫不力，内阁支持率明显下滑，最近跌至32%，安倍在党内权威受到削弱，保守势力涉华消极言论上升，从侧面反映了安倍的控制力下降。疫情下日本经济面临内外环境的恶化，而且东京奥运会延期损失惨重，评估损失约4万亿日元。2020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为-3.4%。4月安倍内阁出台了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08.2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占GDP20%左右，但措施耗时太长，短期难以见效。4月IMF预测日本2020年经济增长率为-5.2%。疫情下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
从国际背景来看，疫情暴发以来，中美两国发生激烈博弈。除了病毒起源之争、病毒名称之争和媒体大战之外，美国还提出要向中国追索巨额赔偿。发生对峙的深层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过去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现在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上不断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中国针锋相对不断回击，双方矛盾日益加深，博弈不断升级。互不信任达到中美建交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有分析认为双方在经济、技术方面趋向“脱钩”。但是夏威夷“杨蓬会”表明，双方都希望保持对话和关系可控。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对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产生重要影响。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轴”，日美同盟及美国核保护伞是日本国家安全的基础。日本宁可损失一些经济利益，也要确保日美战略协调，确保国家安全。近日出版的博尔顿回忆录披露，特朗普把从日本全面撤军作为重要手段，逼迫日本大幅增加对驻日美军的经费支出。因受美国“压力”，近期安倍内阁对华表态出现偏差，其中或许有“不得已”的成分。在“美压”下调整对华姿态也并非日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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