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面对疫情的负面冲击，中国财政政策需注重功能性，在稳就业、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领域实现支撑，并形成对稳金融目标的有力配合。第一，更加积极地实行减税降费，惠及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尽快缓解普遍存在的流动资金趋紧状况，化解流动性风险。第二，形成就业、外贸专项补助资金，防止失业率增高、外贸需求过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风险与汇率风险。第三，加大与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服务、金融科技服务、基础科技研发活动等相关的“新基建”投入，提前布局与经济中长期增长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完成产业链重点环节基础设施建设，将为国民经济恢复稳健增长提供助力。
三是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0年重点工作之一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健全退出机制，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建设。针对疫情引发的多重金融风险，特别是短期内全球股票、债券、原油市场数次下跌引发的国内金融资产价格震荡，继续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丰富非金融企业融资来源，分散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主体和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主体风险，是维系长期金融安全的必要举措。
第一，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当前，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券商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格局已初步建立。但创业板对优秀创新企业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不高，新三板也长期存在市场流动性不强问题，因此，应加强这些市场建设。第二，关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债券市场建设。虽然疫情曾致使中国债券市场处于水平波动状态，海外疫情暴发、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再次引发债券市场冲击，但宽财政、宽货币的政策预期，将为国内债券市场带来发展机遇。为实现对银行业信贷融资、股票融资的功能分担，债券市场应提升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力度。第三，稳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方面要推动传统金融企业与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金融基础科技衔接，开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先行试点研究工作，加强金融市场统计信息建设；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灵活适配的金融政策体系，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内部环境遭受冲击的复杂状态下，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融资成本与经济状况、企业承担状况相适应，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四是健全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国家和各地区要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及时掌握各项风险发展情况，适时采取政策措施化解风险。针对今后一段时间金融风险可能存在的突发性、敏感性、开放性特征，国家和地方应当从三方面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第一，加强对宏观经济指标纳入，特别是全球宏观经济指标。疫情对金融安全的威胁，以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威胁为基础。经济萧条，将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可能因素。考虑到国内复工复产效率，产业链尚未修复，而国外疫情蔓延同样使得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负面增长预期较为一致，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充分考虑国内与国外经济状况，形成对国内与全球经济增长、国内与全球通货膨胀率、投资与消费活动、经济景气指数、经常贸易差额、外汇储备、大中小企业盈利水平、居民收入等指标的及时监测。
第二，覆盖国内外多层次的金融活动。鉴于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横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而国外金融市场受疫情影响已呈现明显下行趋势，及时监测国内外不良贷款率、流动性等变化，适时应对潜在风险，才能降低风险传染概率。
第三，运用临近预报技术实现高频监测。受制于数据发布速度，现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低频性，最快仅可按月度频率发布。针对疫情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为形成及时、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可依托临近预报技术提高监测频率，对经济与金融发展形势展开实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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