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参与在地城市的制度建设，强化制度学习的持续性，建构两岸关系新场域。
制度本身是开放的，也在不断发展和建设中。台商进入大陆发展是一个新事物，既不是内资也不同外资，具有特殊性、繁杂性与敏感性，如何促进与吸引台商，如何管理与规范台资企业，中央在相关法律制度与政策上不断进行摸索、创新与完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一大特色与成就⑥。大陆对外开放的许多政策或做法，既有大陆的独特制度创新，也有参照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与做法，更有台胞的建言献策与智慧贡献。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台商在昆山、东莞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都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未来应多鼓励台胞参与在地城市的制度建设，包括对政府管理和城市建设的参与、对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感知等，从而有助于吸纳台湾要素进入制度建设，也有助于不断提升台胞扎根大陆的意愿，扩大台胞在大陆的规模，以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台胞的聚合、行为、观念也都直接影响到在地城市制度的再造和更新，形成规模后将催生在地城市政府的制度化行动，加快城市的发展、呼吁削弱功能性社会排斥，形成资源的优化配置。制度建设的参与度将深刻影响到台胞在地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重塑。制度是两岸关系融合发展的行动空间，是台胞与在地民众在行动中共同创造的，经过时间的累积形成新的交往情境，影响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
希望“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两岸同胞砥砺前行、同舟共济”⑦。两岸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成为两岸同胞共同的奋斗目标。要透过向台胞推广制度学习把对大陆制度的瞭解和理解塑造成两岸民众的“共有知识”，重视台胞在大陆制度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常住大陆台胞透过制度学习能够直接感受大陆的政治制度与政策环境，有可能促使他们思考和传播大陆制度的合理性，从而缩小他们与本地居民在政治认知上的差异，减少隔阂感，提升参与当地社区、社会组织与活动的积极性。制度学习有利于两岸政策协调和共同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民众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有利于推进“两制”台湾方案的探索，夯实祖国和平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文/唐桦）
二、政策委托：惠台政策制定的可能模式
自十九大以来，大陆惠台政策不断完善发展，形成了共治共享、覆盖面广的特点。大陆各级政府，不同部门不同地方根据当地的实际，在中央重要精神的指引下，配合施策，持续发力，努力出台了一系列惠及广大台胞台企的政策措施。从惠台政策制定的过程来看，调研会议是主要的方式，地方台办牵头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走访、会议等形式收集社会民意。其背后体现着对台胞呼声的尊重，但也存在着一些诸如行政成本高、意见重复等弊端，为了提升惠台政策的制定效率，以及更加贴合台胞群体的实际需要，也为了培育台胞的主人翁意识，需要考虑一种新的决策方式来更好地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总书记对台工作的重要思维主线，在惠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也深刻体现着这一点。在“惠台31条措施”刚刚颁布时，台籍人大代表陈云英曾揭秘惠台政策制定中的故事。她谈到，这些惠台政策在出台之前，听取了很多台湾同胞的声音，台胞群体的呼声和需求一直是惠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核心导向。作为人大代表，他们也曾在不同的场合去调研听取各个领域的台湾同胞意见。另外，惠台政策涉及经济、民生、创业就业、文化交流等等不同方面，涵盖了不同层次类别的政府职能窗口，在制定政策时各个政府部门都会根据自己职能在台办的牵头下开展专题调研会议，为相关政策的制定进行专项调研。例如，厦门市审计署就为了加大对中央惠台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审计力度，以及为了就台湾同胞来厦门就业激励政策的制定开展了数次专项调研，为后续的决策提供依据。诚然，广泛调研、聆听台胞意见的政策决策模式保障了每一项惠台政策的背后都凝聚了台湾同胞的呼声与民意，做到“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但惠台政策的特殊性使得政策制定的复杂程度大大地加强了，当下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具体惠台措施涉及面更为细分，作为牵头机构的台办往往要协调众多的政府职能部门，对每一项惠台政策进行专项调研，使得调研的压力与任务十分艰巨。在田野调查中，有台协相关人员反映，仅在2018年他就参与了关于惠台政策的大大小小调研会议多达200余次，这些调研会议的内容虽有不同类别，但更多的是内容的重迭，比如他在某调研会议上反应的情况，却需要在其他政策领域的调研会上不断地重复，这对其而言完成惠台政策的调研任务需要承担巨大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可见，当下地方政府对台政策的制定方式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调研会议虽能有效地汇集社会民意，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对于政府决策过程而言，传统的内部集体决策模式或是政策谘询模式已发生转变，渐渐形成了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⑧，政策过程也更加开放，委托专家或是专业化机构进行决策的模式也不断出现。在惠台政策方面，由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起草了“台湾青年创业政策建议白皮书”，其中有关于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创业的相关政策建议被某地方政府所采纳，写入了具体的惠台措施中。以委托相关群体提供政策建议的方式来辅助决策，有助于在提升政策效率的同时兼具科学性，这对我们反思惠台政策的制定模式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1、政策委托模式有利于反映并解决台湾同胞的切身需要
随着台胞来往大陆的日益频繁，台胞事务不断涌现，对于政府而言涉及台胞的行政管理事务量激增，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在保障台胞权益上经常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在局部的政策领域出现了政策的空白点与盲点，这体现了当下台湾同胞的需求与呼声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惠台政策的制定往往未能跟进需求的变化，导致部分台胞群体权益得不到良好保障。委托决策的方式更有利于汇集反应台湾同胞的现实需求，辅助政府形成系统的、稳定的具有针对性的惠台解决方案。这其中的核心逻辑在于，委托决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台湾同胞群体根据自身的实践需要，通过调查、走访、会议等等形式，撰写提交关于某项惠台政策建议的报告材料，藉以辅助地方政策进行惠台决策。如“台湾青年创业政策建议白皮书”，就是在大陆进行创业的台青群体共同发起了针对青年创业的头脑风暴会议，通过广泛收集各地创业台青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并加以整合、归纳与汇总，最终形成了政策建议白皮书，为地方政府瞭解与把握创业台青的实际需要提供了宝贵资料。
2、政策委托模式有利于提升决策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从我国的政策过程来看，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断加强，社会力量的壮大以及政策制定中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⑨。随着政策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政策议程设定过程中协调多方利益的困难会越来越大，因而对政策决策中的多元信息及信息整合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在惠台政策方面，由于涉及面较广，涵盖了经济交流合作、社会文化交流合作、台胞在大陆学习实习、台胞在厦创业就业、台胞在大陆居住生活等等方面，台办以及其他政府职能部门要进行大量的信息整合来进行决策。调研会议与座谈会议固然是听取社会民意、汇集社会需求的重要方式，但如果在每一个涉台领域都由政府牵头进行大量的政策调研，势必会造成高额的行政成本，影响决策效率。所以可以考虑一种新的决策模式，在某些涉及民生、创业、就学就业等政策细化度较高的领域，开放一定的政策窗口，委托台湾同胞群体进行调查来为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与报告，提升惠台政策的决策效率。
3、政策委托模式有利于培育台湾同胞的主人翁与建设者心态，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大陆惠台政策的蓬勃发展正在为两岸深化融合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在两岸与台湾岛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与关注。根据相关民调资料显示，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会因为受到惠台政策的吸引而愿意来大陆发展。一方面我们不断完善惠台政策的相关内容，保障台胞的生活与工作权益，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开放台胞参与惠台政策的制定过程，使他们以一种主人翁的积极心态，将智慧与情感融入大陆的工作生活中，会更有利于两岸的融合发展。委托决策就提供了这样的渠道，让台胞不再是惠台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也是惠台政策的决策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实践，通过调研等方式向地方政府提出需求与政策建议。在这过程中增进了认同感与获得感，在受惠于政策之外，积极地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度中，有利于培育他们的主人翁和建设者心态。这样的心态，在当下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开启阶段，是台胞群体从个体发展迈向转型升级的深度融合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习总书记在3月10日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了“要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听取台湾同胞呼声，研究还可以推出哪些惠台利民的政策措施，只要能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⑩惠台政策是两岸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一系列措施与实施细则，使台胞在大陆生活发展的同时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台胞群体不仅应是惠台政策的政策目标，更应该广泛地参与惠台政策的制定。通过委托决策的方式，台胞群体可以更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呼声与需求，发扬主人翁建设者的积极心态，共同参与完善当下的惠台政策体系，提升惠台政策的有效性与科学性。此外，对大陆政府而言，这也是更有效率的决策方式，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专注于解决台胞的实际问题上。可见，惠台政策的生动实践，体现了习总书记“台湾同胞不会缺席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的著名论断，以更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台胞群体纳入惠台政策的制定过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王瀚）
三、双向融合：探索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方式
由于发展路径、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两岸在很多领域能够相互借鉴、优势互补。然而，两岸的融合发展，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面临着许多的挑战。近年来，民进党蔡英文当局不遗余力推进“去中国化”，通过各种手段阻碍两岸交流互动，损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社会基础。即便如此，2018年两岸经贸往来仍达226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台商在陆投资项目同比增长41.8%；台胞“首来族”达到历史新高40万。⑪这种对比充分体现了两岸交流互通、融合发展乃民心所向。
如何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既需要明晰其中的困难，也要努力探索新的方式途径。台湾发展较早，在服务理念和文明意识方面较为领先，但在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硬体方面明显不足，而后者恰恰是大陆的优势所在。台湾同胞移居大陆，在基本的居住生活条件满足之后，对社区软环境的需求更加迫切，例如简化繁琐的制度程序、政府和工作者的服务意识、社区环境治理等等。台胞的诉求也是政府和社区工作者的困扰所在，他们会经常遇到台胞“门难进”、参与度低、社区凝聚力差的问题。我们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厦门兴隆社区依托台胞聚集的特点，主动与台湾社区交流合作、学习台湾社区服务经验、鼓励常住台胞参与社区治理，逐渐探索出一套“双向融合”的发展思路和实践方式。这一方式的成功实践为实现融合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与资源分享，让台湾同胞有更多的获得感。此处“融合发展”包含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和双向融合三层意涵。第一，共同发展意指利益分配规则，即消融两岸主客体不对等关系，共享发展红利；第二，全面发展是指发展的层次，即两岸深化拓宽互动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第三，双向融合是指发展的方式，它既是双方相互合作、相互适应的过程，也是双方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结果。具体来讲，“双向融合”并非单方面的改变，也非一方吸纳或嵌入另一方，而是双方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借鉴学习，积极参与彼此的发展建设之中，培育共有经历，共享情感记忆，逐步融汇利益与文化。它既包括政策层面的接纳与开放，也包括民间的人员往来与团体合作，还包括文化层面的共融与凝聚。以厦门兴隆社区的实践为例，“双向融合”具体体现为下述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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