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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教授查道炯（中评社图片） |
对于美国的中国经济政策选项，查道炯表示，与中国“脱钩”的主张在美国智库和政界、商界长期存在。“脱钩论”没在中国引起广泛注意之前，美中在经贸政策上早已一直存在距离。政策性脱钩的效果取决于众多因素。近年美方所强调的“reciprocity”与中文所谓“有来有往”并不具有认知层面的差距，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到，企业有垄断本能，而国家有自主本能。
但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查道炯强调，“经济制裁”不同于“贸易制裁”和“出口管制”，经济制裁完全是政治行为，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直接制裁启动后，就成为其政府部门的日常性工作的一部分，而“次级制裁”涉及的国别、产业、领域广泛，具有寒蝉效应。制裁的“有效性”始终有争议，但多半导致加码、延长。
关于如何应对更广泛的潜在脱钩，查道炯指出，第一，坚持技术标准的全球性互联互通。包括法定标准，行业标准，事实标准。第二，适切处理“技术落后”的忧虑。包括五类技术，即地位性技术、战略性技术、公共品技术、一般性技术和落后性技术。第三，优化产品加工集成、跨国物流组织能力。提高产品的跨国和多国兼容程度，并牵头增强国际产品通关政策的协调。
查道炯表示，中国过去七十年的经济发展，既有发展中国家的轨迹，又有发达国家的特色。将中国简单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没有道理的。而要实现更好地经营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做到：第一，管理与其他市场之间的经济距离，在产品标准、消费者文化偏好、道义经济偏好力量对冲产品运输距离的缩短等方面作出努力。第二，加强合规制度建设，包括中国的法规、中国人口的国际法规等等。第三，调动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来华定居、入籍提供制度化路径，不分国籍，不分民族，这是编制经贸网络的有用途径，也是对冲地缘经济、意识形态对中国脱钩的必要途径。第四，在国际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合作精神，缩小与其他国家（无论其所处发展阶段）有关正常经济外交行为的认知距离。第五，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为经济外交的首要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