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一后台湾治理”的借鉴
从现如今的台海局势，特别是台当局的挟洋谋独的种种作为，加上美国在“一中原则”上的疯狂挑衅，两岸关系已经是危如累卵，随时都可能出现意外的冲突。大陆民间的舆论普遍希望中共当局立即采取断然措施，尽快解决，尽早解决，以免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中共中央虽然没有采纳民意，但也没有禁止民间要求“立即统一”的舆论；而是在不断展现“国家统一”的“战略自信”“战略定力”之余，透露了国家的高铁通台北的“交通规划”，以及持续引导舆论专注统一后“台湾治理”的面向。应该说，从以往对台政策的讨论，转移到统一后治台方略的讨论，这是中共布局“和平统一”的重大一步。代表中共尊重历史经验，学习历史教训，吸取历史智慧，完善台湾治理的决心。
从统治的角度来看，管理一个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理念的地区，是一道很难的政治考验，然而对中共而言，在当代历史中有三个相似的经验可以借鉴：
一是国民政府1945年收复台湾，国家统一的教训。
二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新疆和西藏的经验。
三是香港1997年后，以“一国两制”的方案，回归祖国的经验与教训。
首先是国民政府在收复台湾议题上的教训。从现今的文献来看，国民政府是在1943年蒋中正指示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以此作为规划收复台湾的机构。很快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国民政府后来的接收情况来看，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显然立足在对台湾的人民、台湾社会以及日本殖民遗毒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从而把“统一工程”窄化为“接收工作”；基本上仅仅视为物质清点、日俘遣返、换人统治，而忽视不见了收抚民心才是重中之重。因而，光复不足18个月就发生“228事件”，以至于其后不论蒋氏父子对台湾现代化作多少贡献，中国国民党迄今依然身负恶名；这必然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国家完全统一，必须深以为惕的历史教训。
换言之，统一工程的顺利是建立在从台湾理解台湾，从台湾研究台湾的基础上。收人心，安民心是统一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减民利反增其利则人心归，依法而治民有所循则民心定。从此一角度理解，当前北京引导大陆舆论讨论统一后之台湾治理就是十分关键的一招。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都开始关心、注意，自然而然办法就多了，出错的可能就小了，有利于统一之后的长治久安。
其次是中共的少数民族治理经验，其中特别是治疆、治藏。因为双方之间不仅没有国家认同，没有民族认同，没有文化认同，没有宗教认同，而且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存在一定的敌对性。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中共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尊重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传统，同时也加强了少数民族在普通话作为国家统一语言的情况下，保留、使用和发展民族文字、语言的权利；在国家法律的规范下，信仰宗教的权力；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疆、藏的经济，并发动全大陆的各省市、机关、院校对疆藏进行对口支援。当然，过程中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加上不同的外国势力的介入、收买和煽动，所以无论在西藏或新疆，都出现多次的动乱，在新疆更出现多起恐布分子的攻击事件，面对类似的社会暴乱，中共也出动武装力量，快速有效而坚决地控制局面，恢复正常作息。时至今日疆、藏地区局势稳定，政治安全，社会有序，经济发展，民族和睦等方面均大有进步。我们认为中共在疆、藏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必然积累许多宝贵的经验，肯定有益于统一后，因应台湾治理的各种情势。
其三是香港回归的经验和教训，香港回归迄今25年，其中最宝贵的经验是“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处理国家差异地区的“统一模式”。但是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2021年3月18日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中美会谈中，训斥美国政客所说的“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我们忘记我们是和海盗、流氓的后裔打交道，而他们的政客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祇讲利益不讲道义”。
1984年北京承诺将“一国两制”的构想先在香港实施，邓小平承诺香港回归后，原来制度保持50年不变。当时香港制度是什么样子？是英皇派总督全权管理香港，英国人统治时期，港督在香港手握立法、行政、军队三大权，说一不二。香港人民没有选举权。香港社会不可以反英，香港人民的示威必须得到港警批准。
时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洱在2019年写过《香港永不再离开祖国母亲的怀抱——回眸回归前中英谈判的台前幕后》乙文，②揭露了末任港督彭定康的乱港阴谋。另外网路也有一篇名为“请回答1997：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 ”③的文章。综合其内容，港英政客彭定康的劣行，大致如下：
一是在政治方面︰1992年推出所谓的“政治制度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行政、立法两局分家、总督不担任立法局主席、以立法制约行政、降低投票年龄、所有区议员都由直选产生。立法会由70名议员组成，其中35名经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其余35名经功能界别选举产生。论者认为：把行政权分给了政务司，再把手下的“立法局”，变成独立于政府的“立法会”。权力一分之后，香港回归设立特首时，想建立统一高效的管理，就千难万难了。
在英国人统治香港的上百年间，他们从来没有给过香港人所谓的民主、自由，但是等到香港快要被收回了，他们却突然“好心地”给了香港“民主”。
二是在社会方面：1992年，港英政府突然就变“开明”了，他们宣布解除社团限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注册，也不再取缔任何组织。
等到香港回归后，“香港外国记者会”就拿着英国人当年临时改的条例为依据，屡次邀请藏独、台独分子来演讲。
1996年底，距离回归祇剩下7个月了，港英政府却突然改了规矩，以后谁再想暴动示威，再也不用向警察申请了，而且想在哪儿搞就在哪儿搞。其目的何在，不言而喻。显然，回归后，香港地区的暴力示威，都是彭定康恶意种下的祸根。
三是安全方面：香港回归前，香港警队中有一个叫“政治部”(Special Brunch)的单位，专门负责特务活动，直接隶属于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为了帮助英国控制香港政府，每年都组织政府各部门的领导来培训，教这些人如何监视手下，让他们定期向英政府汇报工作。到1995年，政治部解散时，香港政府里的大多数官员，已经都在政治部工作过了。这些留任的官员里的一些人，其后成为专门给北京在港治理方面添堵的暗栓。
四是财政方面：1989年不向中方作任何通报，突然抛出了一个跨越1997年、耗资达1247亿港元（一说2000亿港元）之巨的“机场及港口发展策略”，动用几乎所有财政储备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举债，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钱流向英国。在此情况下，彭定康之流还在大肆掏空香港财政，从93/94财政年度起福利开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间在经常性公共开支中，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增长竟达66.5%。
其实，英国这个海盗民族在全世界各地被迫离开自己的殖民地之前，总会习惯性地给当地埋点雷。比如，英国离开中东、印度之前，把中东、印度分成了许多彼此仇视的国家，使之在英人离开后，陷入内斗、内乱之中，一方面使殖民地人民怀念英国的殖民；另一方面使殖民地的统治阶级不得不继续依赖英国。香港不得不交还中国之后，英国这个海盗民族就一直思考如何丑化香港回归后必然悲惨的宿命，以及如何保证中共统治香港后必然麻烦不断；然而，从香港回归到2010年之间，英国的努力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并没有使香港真正衰退，以至美国《财富》杂志于2007年7月号发文认为在经历了金融风暴和SARS侵袭后的香江浴火重生，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坚守着亚洲最具活力城市的地位。6月28日，《财富》在最新一期杂志上发表文章《OOPS！HONGKONG IS HARDLY DEAD》(哎哟，香港根本死不了)，在正文开头第一句即承认：“啊，我们错了！”④
但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对中国有了戒心。中国崛起的速度让美国惊讶，而且愤怒，于是英美两恶联手，狼狈为奸，藉香港的“修例风波”之机，利用香港的“一国两制”残留的方便性，和少数被殖民化的反华精英，蛊惑香港不满现实的青年发动“颜色革命”、制造社会动乱，甚且妄想引发“港独反中”的闹剧。所幸中共运用了法律手段，和平而顺利平息了暴乱，并逼使英美等邪恶势力不得不撤离香港，香港终得实行真正的、全面的、理性的“一国两制”，为“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和良好政治生态。
而中共在多次与英美等国正面较量之后，必然更加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伎俩和对抗的决心，而下一个战场显然地就是台湾，如何将上述的教训和经验总结，整理、形成统一后治理台湾的“一国两制”的理论和政策，以便更加成功地形成台湾方案，便是如今启动研究台湾治理的重要任务。这一步走好了，统一工程也就成功了一半。
具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治台是准备不周，研究缺位，人才不足，事权不一，内斗不已。所以中共为了未来有效治理，除了从80年代起就陆陆续续在大学，在相关机构成立研究单位，培育人才，而且长期交流，亦能深入瞭解台湾社会，这对未来的成功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如今又引导众议，广开言路，共谋善治之策，必然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在治疆、治藏的经验中，强调一国之内的自治权利，既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又尊重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自主性与宗教信仰的差异性，同时又大力协助少数民族现代化发展，使之在物质的发展上不致差距悬殊、造成人为的不平等；辩证地处理了复杂的民族矛盾。这一经验未来运用在治理台湾议题上，“强调一国，尊重差异”，使得台湾同胞真切地感受到不仅仅是作为台湾人的光荣感，更能体会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和安全感。
在香港的一国两制实施的方案中，理解到“一国两制”的“两制之不变”，必须建立在“两制”对“一国”的尊重，没有一国，就勿须两制；换言之，统一后，台湾方案的“一国两制”，一定是有变，有不变。那些属于“国”的机构，代表主权的机构，一定变而且是立即就变，该拆的拆，该裁的裁，该并的并，该改的改，该降的降；这一部分不是协商的议题，而是执行的议题。其次由港乱所产生的新认识，如教育和选举方式，地区版的国安法，应该协商后必然要改的。当然，台湾毕竟在日本殖民统治和后来美帝间接殖民下，已逾百年，有些人其殖民性格深入基因，可比乱港分子；加上美、日在台均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治理台湾的问题，对比香港回归在治理人才的培养上应该摆上日程，如何清楚地分辨台湾人民合理的需求，和部分台湾人民心理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情结；如何认清外国势力在台的合法行动和非法渗透，都是治理者不可忽视的课题。否则统一之后，便不易长治久安。
同时，大陆社会热议统一后台湾治理，亦是一种对群众的社会教育，也让大陆同胞事前就能理解治台的方方面面：有利的条件，未来可能的困难，必须的治理成本和北京的事前预备等等，避免大陆同胞对治理台湾抱持某些固定的成见，造成不必要的治理压力。所以鼓励大陆热议统一后台湾治理，本身就是和平统一政治工程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结语：统一对中国崛起的意义
中国统一大业，从中国历史来说，是一种镌刻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基因，是中国人必须完成的使命；从当代中国崛起来说，是一项中美博弈中必定需要超越的课题，否则中国就绝对不能是没有焦虑的崛起。从未来中国人而言，也是这一代中国人可以一次交出的、唯一不变的、勿需后人再作增减的时代答卷和政治答卷。
因此，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完全实现国家统一，从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案以来，彰显中国不仅仅是必须统一，更加重要的是真心实意地追求“和平统一”。“和平统一”是伟大的政治工程，所以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所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为此努力不懈地推动实现。
“和平统一”是终结中国历史分分合合历史循环的终极答案。“和平统一”是建构国家长治久安、治而不乱的政治基础，所以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是中国历史的新起点。
“和平统一”是台湾人民生活幸福的转折点，祇有国家和平统一，才能让台湾人民真正理解“国家安全”“民族尊严”对人民生活幸福的根本意义。让台湾人民真正体会国家崛起对民族心理健康的真正作用。
更重要的是国家和平统一，将完全改变台湾在中国政治地缘的角色。台湾地位从清朝以来，一直被视为“孤悬海外”的边疆小岛，“江南四省之左护”，然而统一之后，台湾地位必然转为未来中国海权发展之先锋。反之台湾仍将容易为帝国主义所惑、为台独分子所绑架，不断滋事，深困中国于“第一岛链”之中。
所以当今中共并没有以“武统”做主张，也绝没有“武统”的规划，中国的“武力”祇用于“反分裂”，祇用于“清除国家统一的障碍”，如台独分子以及外国干预统一的势力敢逾越红线，必然迎来全面痛击。准此，赞成统一者应该用“武力反分裂”“武力清台独、清外力”，而不应有“武统”乙说，也不应用“武统”乙词。
注释：
①国台办副主任：统一后 台湾财政收入尽可用于改善民生，https://udn.com/news/story/7331/5854167，2021-10-30，联合报/记者林则宏。
②暗战！英国人想在香港埋这个雷，https://twgreatdaily.com/YeLvCGwBmyVoG_1Z5XdB.html，2019-07-08，上观新闻。
③请回答1997：英国人在香港埋了多少雷？，http://news.wenweipo.com/2019/07/14/IN1907140031.htm，2019-07-14。
④美国《财富》杂志就香港已死言论道歉，http://news.sina.com.cn/c/2007-07-01/035313347797.shtml，2007年07月01日，东方早报。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2年3月号，总第29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