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1910-2004)的西方哲学素养颇为深厚。在这篇两万字的长文中，他根据布列希特(A.Brecht)的政治理论、詹姆士(W.James)的实用主义和怀特海(Whitehead)的《科学与现代世界》，很仔细地指出：余院士似乎是布列希特所说“不熟悉西洋哲学史的学人”，他的〈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一文中，关于“反智论”所说“从头到尾无一句不错”。胡氏的批判，列出了八大理由，由于篇幅所限，在此祇举出跟本文有密切关联的四点。
1.他说“反智论”是译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译作“反知识主义”。其实，此词祇能译为反主知论，不可译为反知识主义论或反智论。由此一字之差，以下便谬以千里了。
2.他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智性本身的憎恨或怀疑，认为智性及由知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反智性论者。”其实，哲学家中对知性怀疑者多的是，如休谟。但反主智论者有经验论者、主情论者、主义论者，没有憎恨由知识而来的学问的。余院士由何处得到这种“反智论”的定义？这恐怕是余院士自己译语不确导致的望文生义。
3.他说：“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示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其实，基督教义中除了特滔良(Tertullian)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相信”，但从未成为正宗以外，正宗神学也认为理性、知性可以认识真理和上帝，不是反理性的，如经验派怀特海所云：“徒恃理性不能认识真理”，他们反理性主义，但不反理性。
4.他说：“反智论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分子表示一种轻鄙乃以至敌视”，此尤为无稽之谈。主情论、主意论都是反主知论者，他们自己都是知识分子。一切暴君、污吏、大腹贾、独裁者祇反对反对他们的知识分子，且能宠爱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不一定反知识，他们以其奸计为智。希特勒、史达林都有他们的智，并有戈培尔、什丹诺夫这些知识顾问。他们是反人权，不是“反智”。
二、学术论辩的重要
这些论点跟我写这一系列论文的立场基本是一致的。胡秋原教授的长文将在《海峡论坛》上分期重刊，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仔细比对。我看完这篇文章后，特地问胡卜凯：当年余英时有没有对胡秋原的评论作任何回应？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仔细翻阅当年《中华杂志》的合订本，也找不到余院士回应的任何迹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