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
文章称，以往的宏观调控主要依托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短期的逆向操作“对冲”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如此的操作，一般无需牵动体制机制，往往在政策层面即可以完成。
但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之后，宏观调控必须超越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行动：针对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体制机制导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必须推动体制机制变革，通过改革来改善总供给结构，提高总供给的能力和质量。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当然要进行政策层面的调整，以实现供求平衡。但当下我们所需重点医治的仍是以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只有在启用各种政策性操作的同时，将视野拓展至体制机制层面，加大重点领域改革力度，抓紧推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持续增强改革的牵引作用，方可能将宏观调控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基于“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掌舵领航作用”、“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局工作强大合力”等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了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的战略部署。这启示我们，只有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才能最终打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硬仗。
四、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主动引导市场预期
文章介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面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的新形势，我们必须保持宏观调控定力，有针对性主动引导市场预期。
保持宏观调控定力，至少包括如下互为关联的三个层面意义：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指导经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久久为功，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一些变化，就将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已经发生的变化抛在脑后而滑入“惯性思维”轨道。二是在总体布局上，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既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关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也不能因为外部冲击而动摇我们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心。三是在操作层面上，要针对新问题、新挑战及时调整政策，做好相机调控，做出一些预调和微调。这种调整既不会对既有的经济政策框架和宏观调控体系造成颠覆性影响，更不会是“大水漫灌”的翻版。
实践中，围绕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及其所带来的变化，中国已经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积极财政政策“积极”二字已不再简单等同于“扩张”，而是在原有“扩大内需”意义的基础上，赋予了其“结构调整”的新内涵，从而让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已不仅是“扩需求”，而是在原有“扩需求”的基础上，添加了“降成本”，且以后者为主；减税降费也不再以增加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为依托，而是与节用裕民结合在一起，将减税降费与削减政府支出通盘考虑。扩大投资规模不再单纯瞄准于“量”，而是注重拉动有效投资，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系起来，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相衔接，从而将扩大投资的对象锁定于“加快补上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短板”方向，落实于“结构调整”项目。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不少。可以看出，在保持宏观经济政策总体连续和稳定的前提下相机预调和微调，我们循着自己的目标取向，跟着自己的发展节奏，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们应对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理应作出的战略抉择。当然，对于站立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我们，这更是我们必须保持的战略定力，是我们必须拥有的战略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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