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殖民现代性与精神创伤性：香港身份的两种叙事
作为偏向社会科学路径的分析，作者提出了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两种类型化的冲突叙事：其一，英属香港的殖民现代性叙事，其核心是英国给香港带来了现代化，准备好了现代的观念与制度，这一叙事对香港回归后的治理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而由这一叙事引导而生的“民主抗共”传统亦直接塑造了香港民主的“反国家”倾向，作者对此种叙事的历史过程与局限性提出了一定的批评和反思；其二，国家立场的“精神创伤性”叙事，即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对香港故事进行了另一种系统化编码，国家是“祖国”，英国则是殖民压迫者，而“一国两制”是国家对香港的特殊爱护与保障。这是两种叙事，两种身份，两种关于“一国两制”之前世今生的合法性之争。这种“理想类型”的建构是韦伯式社会学的典型方法，具有分析和解释上的独到之处，但也可能存在简单化和意义遗漏，比如对本土性立场的内在理路、资源与复杂性关注不足。
作者特别提到香港人遭受到的一种与“英属香港”叙事相关的“普选民主”的命运劫持，即英国人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中为香港人争取了民主选举的权利幷指导香港人在普通法的自由保障下追求普选，以普选作为完全自治的制度壁垒，对“一国两制”中“一国”进行持久性的精神与制度防范。由此，大英帝国作为殖民者虽然在香港回归时刻“隐身”而去，但帝国规范中的“民主”被作为最关键的遗产和武器留了下来，以作为香港人保卫“殖民”遗产的屏障。英国人为此进行了一系列的 “撤退部署”，即布局下了许多阻碍中国治理香港的“钉子”。这些“钉子”，有些是殖民政府的华人高官，有些是英国预留给香港的身份制度（如BNO、居英权计划等），有些是教育、媒体、司法等领域追随殖民宗主的精英，还有些是具体的法例和政策，以及一个刻意放任和壮大的“公民社会”。这些“钉子”构成了层层壁垒，既是阻挡“一国”渗透与控制的屏障，又是支撑香港普选民主运动的、不约而同的可动员力量。从国家立场，这些“钉子”的政治忠诚度和治理可用性非常可疑，是需要逐步侦测与清理的，2021年“爱国者治港”原则下的选举修法及香港本地关于公职人员宣誓与管理的修例以及教育、司法等范畴的配套改革，要完成的正是对“钉子”的清理与治理。从作者关于这一叙事模式及其政治效用的论述篇章来看，有一定的批评和反思性，包括对“一人一票”选举民主的功能批评以及对包括占中运动在内的激进对抗路线的反思，这些思考是形成香港新叙事的必要环节。但作者对港英殖民统治的压迫性、殖民撤退下的帝国策略、“钉子”的危害性以及英国持续干预香港事务的非法性，在事实梳理与规范评价上仍有不足，或者不愿触及太深而干扰到自身的深层价值认同。本来，对于香港精英的政治反思而言，“策略”层面易为，这是其专业训练的优势，但触及“灵魂”的真正的思想转变，必然是漫长、缓慢和痛苦的，也是需要更多压力事实、利益引导和历史机缘的。果然，更深入阅读，我们会发现作者认为“英属香港”的殖民现代性叙事仅仅是“过时”了，而幷未实质触及这一叙事的价值内核及其正当性，因而反思的意识与力度仍显不够。但既然已经有了对殖民现代性叙事的反思努力，香港专业精英的另一种政治意识就可能被逐渐激发，即随着回归日久而英国影响日衰，他们有可能藉助对“一国两制”范畴中国家地位与角色的好感和尝试性理解，逐步生成一种接近价值认同的新身份意识。新叙事的焦点是新身份范式的建构，如果作者的香港新叙事能够达成塑造香港新身份的“桥梁”作用，其历史与政治意义就是非常凸显的。
比之于第一种叙事，香港人对来自国家主体历史与意志的第二种叙事，即作者所谓的“精神创伤性”叙事，则相对陌生和抗拒得多。这种陌生与抗拒，来自于香港和内地的互动历史的特殊性（比如革命与运动的排斥效应、大逃港、贫富落差、共产体制、腐败、人权与法治等），也来自港英殖民教育对国家与民族的淡漠处理，殖民者害怕引起殖民地居民的国家民族意识及反抗行为。作者将这种来自国家层面的香港叙事，归结为一种与中国百年屈辱史有关的“精神创伤性”叙事，着力揭示其中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背景及其对香港殖民现代性叙事的挤压效应。换算成笔者的概念系统，殖民现代性叙事构成香港人的“殖民史观”，而民族主义叙事构成香港人的“爱国爱港史观”，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光谱依此大致分为建制派和泛民主派。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在香港回归后的多次选举与政治斗争中又被不断强化，于是“民主”似乎成了反对派的专利，而“建制”成了类似“保皇党”、“阿爷党”的角色。在香港过分发达的公民社会、媒体文化与国际干预构成的交织网络中，“一国两制”的国家角色与形象早已模糊不清，或被遗忘，或被妖魔化。而“精神创伤性”的民族叙事，在作者看来不仅不能打动香港的人心，反而遭致香港人对来自国家的威权或专制统治的严格警惕。内地近代史的民族性“精神创伤”在香港社会未能引起充分一致的“共情”与“共鸣”，这对“一国两制”的共识史观及爱国主义底线的建构构成严重挑战。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了“两制”的“体制冲突”，幷延伸到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冲突，而作为兜底的“一国”是否足够厚实以承受“两制”冲突的持续冲击？作者似乎是乐观的，认为香港社会的自我修复和净化能力很强，即便遭遇占中和旺角暴乱那样的激进社会运动，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作者的书稿完成于2018年，当时的香港似乎是平静的，经济民生议题开始吸引社会关注，“过度政治化陷阱”有望被跨越，粤港澳大湾区愿景被宣传性拔高。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几乎否定了关于“一国两制”既有建制的全部乐观假设以及香港社会自治能力的迷思。在回避“国家”的香港自治民主思考中，香港已经找不到“止暴制乱”的法治方案和社会行动共识。国家据此主动介入，制定香港国安法，作出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将“爱国者治港”制度化，完善选举制度，以及寻求对“一国两制”制度与法理的系统性重塑。香港自治的短板暴露，实质证伪了所谓的“英属香港”殖民现代性叙事及其神秘性、优越性假定。作者对此也是有一定批判意识的，认识到香港社会自我充当西方对抗中国的基地及政治棋子是一种角色错乱和不明智的选择。然而，“英属香港”的殖民现代性叙事在深层的精神价值层面预设和诱导了这一切，英国对香港事务的持续干预及留下的各种“钉子”助成了2019年破局性的反修例运动。当然，这场运动中美国是比英国更为强大的干预力量。笔者全程观察分析过香港反修例运动，在2020年4月出版《抗命歧途：香港修例与两制激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书，对香港变局的国际政治背景与香港本地因素加以法学和政治学的分析，与作者展开的地缘政治分析部分有所共鸣。但作者虽然注重挖掘香港变局的国际因素，对于中国自身因应国际变革的战略与体制的国家理性，似乎缺乏学术上的聚集分析，从而导致地缘与国际分析上的力度和深度有所欠缺。2014年治港白皮书标志着来自国家层面的第二种叙事的系统化，但其中的叙事主调已经不再是作者所谓的“精神创伤性”叙事，而是一种立足国家、面向未来的“民族复兴”叙事。作者对国家叙事的变迁有所考察和肯定，但幷未严密追踪和内在认同这一变迁的价值基础和主导性方向。显然，随着反修例运动刺激而来的国家制度与法理的确定性进场，国家叙事的主导性将更加凸显，而殖民现代性叙事将不得不面临正当性疑问。作者的新叙事，如果不能给予国家叙事以内在的理解和吸收，要想成为具有共识属性和动能的香港新文化与新精神，恐怕幷非易事。事实上，我们必须看到近十年来香港出现的竞争话语权的叙事新秩序，有来自传统殖民史观的，有来自新生本土史观的，也有来自爱国爱港史观的，更有来自十八大以来之“国家整合”史观的。作者提供的“二元叙事”框架，有历史根据和典型性，也有一定的延伸解释力，但对于香港当代社会思潮与叙事的细化观察与理论捕捉，在清晰度与辨析力上仍有深化余地和空间。
三、如何对待“国家”：新叙事的政治考验
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关于“一国两制”新叙事建构的科学方法论问题。新叙事不仅要接受“国家”作为权力事实，还需要对国家的地位与角色进行价值规范上的内化。香港国安法提供了一个相对香港基本法更强的国家规范性，对公职人员与社会公众的国家安全教育是国家新叙事的关键入口之一。作者小心拿捏着对国家的承认与认同之间的微妙区分。客观而言，从“民主抗共”的传统叙事到承认国家权力现实的新叙事，已经是香港专业精英与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进步，是“一国两制”回溯性观念建构的重要一环。但承认现实与认同价值之间仍有显着的鸿沟，跨越这一鸿沟才有真正的“一国两制”完整性叙事。这也揭示了作者所谓的“香港本位”的新叙事的可能局限性，一种“港式中间派”寻求政治共识与政治领导力的结构性限度。在未来的香港新叙事建构中，作者如能对国家有超越事实承认的内在性法理和规范的理解与认同，幷引导香港社会建立稳固的“一国两制”国家观念，则作者最后一章开头提出的关于香港未来20—30年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路径与解法。
2010—2020是香港“一国两制”演变的“巨变”周期，源自回归时刻的制度共识与民主游戏规则，在本土极端势力与外部干预势力的激进冲击下遭受严重侵蚀，难以按照“自治”模式运作下去。2012年反国民教育折射香港教育中的“国家”缺失。2014年占中运动是普选民主运动的高潮，但政改闯关失败，而守法伦理崩解。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证伪了香港自治能力，国家依法进场，拨乱反正。陆恭蕙及其合作者的这本小书诞生于这一“巨变”周期，代表了香港专业精英的一种积极理性的政治思考与政策解答。他们提出的关于“一国两制”的两种叙事及其冲突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法理依据，对香港回归以来的政治社会变迁有一定的解释力，具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建构价值。他们提出以承认“国家”为香港新叙事的逻辑起点，香港不作西方对抗中国的工具，从制度和政策上检讨与回应香港社会的主要关切，以及在民主与民生议题上寻求平衡方式，幷确信香港社会的自我修复与净化能力。这些观点与建议总体上具有建设性和参考价值。但作者的承认国家幷不等于认同国家，其中仍有对国家体制的价值和政治隔膜，而这是历史和观念的实质性差异造成的，亦不可苛求。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小书，作者的专业性与思考深度决定了其可信度与学术价值。行文展现出作者非常熟练的社会科学功底和政策分析能力，相关建议可以作为对香港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展开理性对话的一种积极呼吁。香港在“借来的时光”中登顶全球现代性的高峰，长期以系属于西方体系、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作为“优越感”的单一来源，但香港人常常以“平台”取代“能力”，不能正确认识到支撑香港的力量绝对不仅仅是香港本身，而是中国与西方的长期互动，甚至包括地缘政治与国际层面的长期争端与合作，其中国家的制度性保护与政策性偏向是最为关键的因素。香港取利及成长于中西的长期交通史，但“一国两制”开启的则是香港的利益、身份与意义的体系回归史。对这一新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与社会实践，才应当是香港新叙事的焦点所在。香港新叙事，当然需要超越作者所谓的“过时”的英属香港殖民现代性叙事，而对于来自国家层面的“精神创伤性”叙事到底如何评估与吸纳，在2019之后的香港由于国家制度和力量的强势展现而显得更具现实性和迫切性。新叙事很难或者说在方法论上不可能独立于“国家”而成就为一种纯粹自治性质的香港本位叙事，也不可能仅仅对国家持有一种消极承认的策略性立场，而需要内化国家的历史、价值与制度，由此才是全面准确地理解“一国两制”，也才能为香港再出发提供长期可靠的社会共识基础。作为“一国两制”范畴的青年研究学者，很高兴看到这部具有专业理性色彩的“香港叙事”出炉，它要推动完成香港新叙事，而它本身就是一种“叙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