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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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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5月16日电／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过去40多年持续推进的改革开放。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仍离不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不久前，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即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强调“加强制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的决心和信心。新起点，新征程。探源开放理论，深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有利于在更高起点上推动新时代的对外开放，从而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也为世界带来更大机遇，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一)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文章表示，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和国家繁荣发展，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经济理论和发展实践所证明的深刻道理。
马克思曾明确地把国际经济关系列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必然带来分工的深化和交换的扩大，而分工的深化又会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深刻地影响世界经济。
中国对外开放实践与中国传统中的贸易思想高度吻合。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便对自由贸易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持有深邃见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以所多易所鲜”之说。《淮南子•齐俗训》则更进一步提出：“泽皋织网，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司马迁所谈“货殖”，即为现代经济学中的收益或增长。“以所多易所鲜”“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可谓中国古代贸易思想的精髓，它们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之一来自于贸易。据此，我们可称之为“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经由“易”来获取贸易收益与经济发展的典型事例还有很多。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那些采取了符合“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的经济政策的时期，往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虽然出现在2000多年之前，但已经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开放经济的基本原理，特别是贸易理论中的三大理论。亚当•斯密在其传世之作《国富论》中着重讨论了一国繁荣发展的逻辑。在斯密眼中，经济发展表现为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唯一来源；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高的基础条件，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市场规模扩大→分工和专业化加强→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上升→经济增长。对以上增长逻辑加以简化后可得：经济繁荣来自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所谓的“斯密定理”或“绝对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不同国家因技术差异导致劳动生产率不等，进而导致生产成本不同，一国在生产两种产品均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应基于“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绝对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并将之与其贸易伙伴进行交换，即可实现贸易双方的福利改进，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使自由贸易促进经济繁荣的理念得到进一步升华。马克思对此观点亦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国际交换中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即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
“淮南子—司马迁定理”特别强调了禀赋对贸易的作用。2000年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基于赫克歇尔的研究指出，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由此，他提出了关于要素差异的国际贸易理论，即“要素禀赋论”或“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禀赋论”认为，生产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除了劳动力还有诸如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等要素，且由于生产的商品不同，需要配置的生产要素也存在差异。基于此，一国应该出口由本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换言之，世界各国间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以及生产各种商品时利用这些要素的强度差异，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通过贸易各参与国均可以提升自身福利水平，进而促进共同繁荣和发展。
上述贸易理论都不同程度地证明，即使不存在技术进步，只要市场中微观主体或国家专注于自身拥有优势之产品的生产，并与贸易伙伴交换获取自己没有或生产效率不如人的产品，即可实现“得自贸易的收益”，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中国过去40多年所实现的经济奇迹，其主要源泉之一在于伴随市场规模拓展而获得了巨大的“得自贸易的收益”。然而在现实中，技术进步自始至终与市场规模拓展并行，并主要体现在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有时甚至还决定了市场规模拓展的速度和边界。再者，无论前述中所说的“易”还是“交换”或“交易”，其实现都不是没有条件的。这里所说的“条件”，简言之即交易规则，以及交易规则基于其上的制度安排。由此一来，中国奇迹赖以实现的条件便是：“得自贸易的收益”“得自技术进步的收益”和“得自制度完善的收益”。就中国奇迹而言，对外开放扮演着逻辑上和实践上的先行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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