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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香港8月23日电（作者 汪毅夫）1911年，台湾进士许南英撰写并书写了一篇碑文，题曰《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许公墓志铭》。
让我从碑文落款“赐进士出身花翎四品衔特授电白县知县族弟南英拜譔并书丹”说起。首先，“赐进士出身”应为“赐同进士出身”，清代进士的甲第分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许南英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恩科三甲第61名进士，落款“赐进士出身”脱一“同”字，想必是许南英书丹或石刻匠人勒石之误也。第二，“花翎四品衔特授电白县知县”一语里，赏戴“花翎”是朝廷给有功官员的赏赐；各县知县的品级例为正七品，知县而有“四品衔”也是朝廷的赏赐；清代选授官员的形式有请旨、拣选、题调和选授等，“特授”是皇帝亲自选点，这也是一种荣耀。第三，“族弟南英”，南英许氏出自广东揭阳，明“嘉靖中从广东揭阳移到赤嵌（台南）居住底许超便是窥园先生（汪按，即许南英）底入台一世祖”（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所以许南英对于墓主、揭阳许公子荣自称族弟。第四，“拜譔并书丹”即恭敬地撰写（譔、撰通用）并用朱笔书写于石上（以备石刻匠人勒石）。那么，凭什么认定许南英的这篇碑文的作年为1911年呢？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于“宣统三年辛亥”（即1911年）条下记：“特授电白县，卸三水县事。将就任适革命军兴乃回”。1911年以前，许南英未得“特授”，1911年以后则民国肇建，许南英只能自称“前特授电白县知县”。用此排除法，自可确认其作年也。
现在谈碑文的题目。首先，“诰授奉直大夫晋封朝议大夫”是封赠而不是实授的官职。清代封赠制度规定，官员三年考满或遇皇家庆典二年考满以上，即可按品衔请求封赠，所得封赠又可按规定推恩及于直系长辈，官员晋级还可以请求晋封。奉直大夫和朝议大夫分别是给从五品文职官和从四品文职官的封赠。参照碑文里“子男四，振麟花翎四品衔”看，许子荣长子许振麟曾得从五品封赠（奉直大夫）、继又得从四品封赠（朝议大夫）并推恩及于许子荣。其次，“墓志铭”属于碑志类古文之一种（另一种是封禅、纪功的碑刻）。墓志铭记载墓主家世、生平、交游和子女等情况，文末有铭（韵语），故名。又以其立于墓前道（神道）旁，故又称墓碑或神道碑。
最后谈碑之正文。碑文明白如话，情词感人。其中有一段话说：“余祖亦揭籍，生长台湾。中东之役，避地内渡，侨寓鮀浦。与翁素未谋面。日者，翁造庐相见，语出血诚。邀余寓于其家，怡怡如兄弟，既为谋出处，复时通有无。十载羊城，浮沉宦海，尚不能报翁于万一。抚衷自问，不禁怆然。嗟乎，半世知交，舍翁乌有其匹哉？”这段话的本事，也见于许地山《窥园先生诗传》：1895年离台内渡后，许南英“到厦门少住，便转向汕头，投宗人子荣、子明二位先生底乡里，距鮀浦不远底桃都。子荣先生劝先生归宗，可惜旧家谱不存，入台一世祖同揭阳宗祠底关系都不得而知，这事只得罢论。子荣昆季又劝先生到南洋去换换生活，先生的旅费都是他们赠与。他们又把先生全家从台湾接到桃都，安置在宗祠边底别庄里”。碑文之末，满是赞美和祝福：“铭曰：积善余庆，厥后必昌。翳此幽宫，山水苍苍。克合乎封翁，心地之良”。两岸一家亲，谁谓不然！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