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为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风险挑战、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2016年4月，国务院公布《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提出过渡期2—3年内，以2014年为基数，将中央从地方上划收入通过税收返还方式给地方，确保既有财力不变；中央分享增值税的50%，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分享增值税的50%。2019年10月，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提出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等重要措施，为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主要方向是促进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主要措施是国家向市场主体减税、降费、让利，目的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动力。中央和地方收入关系调整，主要措施是保障地方财力，调动地方政府向市场主体放权让利的积极性，目的是为减费降税、激发市场活力提供体制机制保障。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完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新时代进一步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释放发展新动能、增强发展新动力的重要制度性举措。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完善，始终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相适应。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提出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决定》提出，“理顺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按照权责一致原则，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这些重大举措和部署，是着眼于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作出的，对于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权责清晰，就要合理划分各领域中央和地方各级事权和支出责任。关系全国政令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事务管理权要集中到中央，由中央财政承担支出责任；区域性公共服务事项，由地方履行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实行支出责任分担机制。财力协调，就要形成与承担职责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科学确定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比例，完善和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为各级政府履行事权和支出责任提供财力保障。区域均衡，就要稳步提升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加强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财力缺口的弥补，增强财政困难地区兜底能力，确保政权运转、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增强获得感。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释放发展新动能、增强发展新动力提供制度激励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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