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国有约14亿人口，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京决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当代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对香港回归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这种思维与民族国家的思维截然不同，它来自中国悠久的文明史。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认为治理在本质上是普选权、多党制，中国却不一样。正因如此，西方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关注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调査，就会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续性。尽管中国体制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人将国家看作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二是中国人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源于家庭，所以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三是中国至少在隋唐时就有了选贤任能的传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中国人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西方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过殖民、宗教、语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信息传到尚未开化的土地。中国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文明的终极形式，因此根本没必要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普世性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国家的扩张都遵循一个规律，首先是经济，经济不强何以成为强国？因此，不论英国、美国还是中国，现代史上所有大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这一规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但在此以外，回顾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显着的差异。在西方传统里，军事实力、政治权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中国则不一样，中国基本不侵略其他国家，也不怎么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外用兵的传统其实不深，中国人真正重视的是文化实力。这样一来，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就走上了两条路，西方高度强调军事实力，中国高度强调文化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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