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2月13日电／近年来中国经济变化显着，不同经济主体身处其中，有得有失，冷暖自知。临近年底，不少业内人士对未来进行分析和展望，但也有观点值得商榷。例如，有的文章将制造业部门利润未增加成净资产项，定义成资金跑路和抽离生产环节，口径有失严谨。有的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简单对比，用以暗示中国经济前景。
证券时报发表特聘高级研究员田晓林文章认为，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与过去数十年经济发展积累经验显着不同的特征，经济金融学的范式也需要重新认识提炼。货币政策单兵独进，财政改革相对滞后；量化宽松和债务杠杆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由此也导致了主要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积累了新的矛盾。从经济体内部的产业部门看，货币刺激很容易向市场传递扭曲的价格信号，刺激市场主体扩大事实上已经趋于平衡或稍有不足的产能。从经济体内部的资产部门看，货币刺激使流动性迅速流向房地产、金融等资产价格部门，形成价格较快上行，进而诱致社会资金从制造业、服务业等相对低收益部门中游离出来，转移到金融、地产这些高杠杆、更高收益部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推动的产业结构变动和制造业相对过剩，以及政府、企业和居民等经济主体杠杆率快速上升，都给宏观经济长期稳定性带来威胁，经济总需求通过货币扩张来改善的空间越来越小。另一方面，早期的全球货币刺激给不同国家和地区带来的效果不同，一些政治稳定、人口年轻、总需求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受益更多，经济发展也更快；对于一些现代经济趋于完善的发达国家，货币扩张边界一再突破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客观上扩大了原有的财富不平衡，形成了金融危机以来代际冲突、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给全球社会稳定和治理带来潜在隐患。上述经济不稳定性和社会潜在的隐患，在当今人员信息流动快速背景下交织汇集，很容易被放大和传染。
文章指出，实际上，从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看，产能效率提升、制造业占比下降和产业集中度提高等是现代经济体长期趋势。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特征十分明显，部分大型地产公司、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大型医药公司等变得更强大了，也吸收了更多资本。这些公司中民营、外资比例并不低。另外，从国资成分占比较多的能源市场看，由于近些年能源结构快速变化，清洁能源和可循环能源占比快速上升，以及能源总需求放缓等原因，火电行业相对过剩，不少火电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市场的变化并不对所有制的背景厚此薄彼。
同时也应看到，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上总体取得发展成就，对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功莫大焉。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各项政策措施对于缓解经济下行，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经济增长给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不可低估；中国经济也由过去总体跟随状态，发展到至少在制造业领域的波动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相关领域的先行指标。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虽有下降，但是在总量庞大、环境资源、人口结构等约束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支付、电信、高铁、基础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牢固的基础，中国经济保持长远稳健发展是可期的。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少数“一哄而上”，政策执行随意性强，甚至“一刀切”等问题，给微观经济活动和经济主体带来一定损失。问题导向，不断完善，这也正是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出发点和政策内涵。
文章最后说，总体上看，近年经济结构出现明显分化，与产能过剩、金融去杠杆、人口结构等都有关系，产业集中度的上升也的确给中小企业造成不小压力，但是，市场经济总是变动不居。增速放缓后，过去依靠总量扩展获取红利的商业模式必然需要改变，企业应深入研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充实自身实力，培育巩固竞争优势，妥善控制盲目扩张和加杠杆风险，主动适应供求规律变化，才能在不断变化的“商海”中顺利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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