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3月17日电／截至3月12日，疫情蔓延至全球121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超过10万多人次。全球金融海啸，2月下旬以来油价最大下跌超过30%，美股两次触发熔断，欧美股市进入技术性熊市。
我们正站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边缘，疫情全球大流行只是导火索，根源是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的脆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12年过去了，美国欧洲主要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政治观点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这可能是一次总的清算，该来的迟早会来。
非常之时，必待非常之举，就像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滞胀与里根经济学，计划经济与邓小平改革一样。要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化危为机，我们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调节收入分配、扩大中产、提振消费”。
1 全球大流行1.1 中国战疫初步遏制，为长期胜利付出较大的短期代价中国疫情在1月下旬开始迅速蔓延，目前在武汉封城、全国延迟开工等政府强有力的措施、一线工作者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之下，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1.2 海外疫情加速扩散，亚洲及欧洲为重灾区
海外确诊指数级增长，亚洲及欧洲为重灾区。2月中旬以来，海外疫情进入快速扩散期。截至3月12日，新冠病毒扩散至121个国家和地区， 累计感染5.3万人次，感染人次超过1000的国家达到7个，分别为意大利、伊朗、韩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美国。
意大利成为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实施全国封锁。韩国疫情因宗教活动失控。日本疫情因“钻石公主号”扩散，出现小规模聚集性感染。美国疫情3月份之后开始爆发，美国政府对新冠肺炎不够重视、各州自治无统一规划，直到3月14日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1.3 中国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燃起了希望3月份日本、意大利、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疫情更像中国1月底的情况，还在扩散和恐慌的状态，国家从不重视到重视，并开始采取强力措施。早期疫情失控主要是因为政府不够重视，存在“超级感染者”，没有持续采取强制性隔离措施，政府在资源协调、社会动员方面能力不足，口罩、检测试剂等医疗物资存在严重缺口，各州县各自为政，应对散漫。反观新加坡和中国则能够快速控制疫情。纵观新加坡应对新冠疫情的各种措施，主要包括：按流行病学标准，全力追逐每一个病例的传播链条；应收尽收，以财政补贴、鼓励疑似者尽快看病，政府掏钱鼓励人们看病；用一切可能方法，确保本地医疗资源平稳运行；全力推动充分的诊断，保障临床医疗资源充足；收紧签证政策，严格防控外来输入；铁腕管理、强制居家隔离制度；鼓励勤洗手，使用戴口罩，保持个人卫生；避免大型聚集公众活动；及时的信息披露和充分的公众沟通解释，缓解公众紧张。可以看出，新加坡采取的这些措施有赖于强大的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高效的民众执行力、科学的防疫体系、以及愿意付出较大的短期代价换取长期的胜利——这些和中国的“战疫成功”，有颇多相似。中国和新加坡快速遏制疫情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燃起了希望，如果疫情严重的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上述有效措施，也有望能有效战胜疫情。2 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全球金融市场雪崩，疫情只是导火索，根源是全球经济金融社会的脆弱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和央行主要以超低利率和量化宽松应对，而实质性改革和创新进展迟缓。这带来了一系列风险和脆弱性，比如美国面临股市泡沫、债务杠杆、金融机构风险、社会撕裂四大危机。欧洲、亚洲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2.1 股市泡沫：长期宽松、股票回购、估值过高、同质化交易美联储长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催生了美国股市延续近11年的史上最长牛市。疫情终结美股牛市，两次熔断，跌入技术性熊市。股市大跌将通过居民部门的财富效应、企业部门的托宾Q效应、信贷市场的资产负债表和抵押品等渠道冲击实体经济。2.1.1 美股大跌，技术性熊市在经历11年牛市后，2020年2月下旬以来美股大跌，两次熔断。3月9日和12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均超过2000点，美股猛烈下跌触及7%的一级市场熔断线，是1997年以来首次引发熔断机制。2月20日至3月12日，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标普500指数分别下跌27.76%、26.64%、26.74%，美股已进入技术性熊市。全球股市重挫。3月12日全球有11国股市因大跌而触发熔断。亚洲方面，泰国、菲律宾、韩国、巴基斯坦、印尼等6个国家股市均发生熔断。美股开盘后，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股市也触发熔断，其中，巴西股指大跌15%，一日内两次熔断。
2.1.2 货币超发、同质化交易、股票回购等推高股市泡沫，酝酿风险
货币超发、投资者同质化交易行为、上市公司发债股票回购是美股长牛的重要原因，在市场下跌时泡沫被刺破蕴藏着巨大风险。市场的同质化交易行为不断增加。长期低利率压低了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的资产收益率，促使其将资金投向股市。量化交易、指数基金等被动投资逐渐盛行，增大了市场交易的同质性。苹果、微软、亚马逊等龙头蓝筹科技股市值占比持续上升，对指数影响显着。处于牛市时，同质化的交易行为快速推升股价，转入熊市时，则会造成大规模抛售，市场流动性枯竭，陷入下跌螺旋。部分上市公司通过发债加大杠杆进行股票回购和分红，推升股价和估值。股票回购和分红是美股持续走牛的重要原因，除了拥有大量现金的公司外，部分公司出于市值管理或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发债的方式筹集资金回购股票，做大每股收益，推高股价。但是，一旦股价下跌，发债的企业将面临巨大亏损和流动性短缺，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债务违约风险上升，进一步压低股价。
2.2 债务危机：杠杆率上升、高风险债券占比上升、偿债能力下降美国正处于金融周期的高位，企业部门面临巨大的债务风险：杠杆率快速上升、偿债能力持续下降、高风险债券占比上升、信用利差扩大。企业部门债务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2.2.1 企业债务和杠杆率快速上升，偿债能力持续下降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居民部门修复破损的资产负债表，杠杆率（债务/GDP）持续下降；政府部门加强宏观逆周期调节、承接私人部门杠杆转移，杠杆率快速攀升，但2014年后基本平稳；非金融企业部门受危机冲击去杠杆，但杠杆率快速反弹，超过危机前水平，目前更是超过居民部门。美国企业债务和杠杆率快速上升，但偿债能力却持续下降。美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偿债比率（当期应付本息/当期收入）远高于居民部门和整体非金融私人部门，且持续上升，位于历史相对高位。
2.2.2 高风险企业债占比扩大，债务违约风险上升美国高风险企业债占比持续扩大。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券余额从2008年的2.2万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5.7万亿美元，其中风险较高的BBB级企业债增加了近2万亿美元，占比从2008年的36.4%上升至2018年的47.4%。同时，杠杆贷款以及BB和B级企业债也大幅增长，加剧美国债市风险。2020年1月标普下调676家美国企业债发行人的评级，上调352家，上调与下调发债企业之比为0.52，创2009年以来新低，被下调评级的企业中86%都与发行高收益债有关。美国高风险企业债信用利差扩大，违约风险上升。BBB及以下评级企业债信用利差快速上升，表明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利差扩大增加了企业再融资的成本与难度，一旦无法顺利再融资，债券大规模违约，风险将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
2.3 金融机构危机：金融监管放松、资产泡沫、明斯基时刻、债务-通缩循环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如果持续动荡，可能引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危机，导致金融体系流动性枯竭，明斯基时刻降临，最终传导并放大至实体经济，经济陷入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循环。2.3.1 长期低利率、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监管放松等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和道德风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教训就是：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大而不能倒，避免金融体系内部风险积聚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监管，填补对冲基金等监管空白，对资产证券化及场外衍生品市场进行约束，严格银行资本金监管和业务监管等。但是，由于美联储实行长期低利率和多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资金涌入资本市场，快速推高资产价格，尤其是美国股市一路上涨。同时，在华尔街的推动下，特朗普政府放松金融监管，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放松监管要求、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案》，修订《多德-弗兰克法案》和沃尔克规则，对抵押贷款、社区银行、大型银行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均进行了放松。长期低利率、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监管放松等加剧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性和道德风险。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投资决策更加激进，信贷市场未偿债务同比持续上升。金融机构低估持有资产的隐含风险，谋求短期收益率最大化，即便未来风险爆发，也有美联储和政府提供救助。
2.3.2 资产价格暴跌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流动性枯竭、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资产负债表衰退
若应对不当，资本市场动荡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房价下跌、次级贷款违约、衍生品价格暴跌、金融机构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全球金融市场恐慌。当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质量快速恶化，金融机构被迫抛售资产以减轻损失，当整个市场都在追求流动性时，挤兑发生，流动性枯竭。为了获取流动性，不仅风险资产被抛售，流动性更强的安全资产也被快速抛售变现，导致资产价格全面下跌。
资产价格暴跌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快速恶化，资不抵债，破产倒闭。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第三的美林和第五的贝尔斯登被收购，房地美和房利美受政府托管，还有大量商业银行倒闭或接受救助。
金融体系的巨大冲击将传导并放大至实体经济，经过资产负债表衰退和债务-通缩循环等机制，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陷入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实际GDP直到2010年底才重新回到危机之前的水平，且直到2018年初才回到潜在GDP的水平。
2.4 社会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政治激进美国存在严峻的社会危机，特朗普和桑德斯等政治激进人士快速崛起，反映了美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严重撕裂、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铁锈地带快速衰落、逆全球化思潮涌动、民粹主义兴起、贸易摩擦不断等严重问题。这都与过去长期货币超发和低利率推高资产价格泡沫有关。2.4.1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加剧，社会主义思潮涌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1968-2018年基尼系数从0.386升至0.486。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20.2%的总收入，前10%的人口拥有47.0%的总收入；而在1980年，二者的占比分别为10.7%和34.2%。2014年，后50%的人口仅拥有12.5%的总收入，中间40%的人口拥有40.4%的总收入；并且后50%人口收入份额的下降速度显着快于中间的40%人口。OECD的36个成员国中，美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墨西哥、智利和土耳其，显着高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
美国财富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14年，美国前1%的人口拥有38.6%的总财富，前10%的人口拥有73.0%的总财富；而前者在1980年的占比为22.5%，后者在1985年的占比为60.8%。2014年，后50%的人口仅拥有-0.1%的总财富，中间40%的人口拥有27.1%的总财富；后50%的人口受次贷危机冲击陷入负资产，中间40%人口的财富份额亦快速下降。
2.4.2 制造业外流与铁锈地带衰落，逆全球化与贸易摩擦
美国制造业持续外流。2001年中国加入WTO，依靠物美价廉的产品迅速抢占国际市场。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由2001年的28.3%快速下滑至2017年的16.7%，中国则从2004年的8.7%快速上升至2017年的27.1%。中国于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制造业岗位流失冲击蓝领工人就业。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依赖于制造业大发展，制造业提供了大量相对高薪且稳定的工作岗位，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线工人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受制造业萎缩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些蓝领中产工人。2018年美国薪资最高的是计算机、法律、金融和医疗等高端服务业，接下来是制造业，最低的则是餐饮等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的就业岗位有限、职业技能要求较高，因此制造业工人往往只能向低端服务业转移，收入下降且岗位不稳定。
中产阶级收入增长停滞。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持续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带来收入分配上的变化。美国人均实际GDP平稳上升，1953-2017年间增长了238.9%；但是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却只增长了122.2%，尤其是1980年之后，收入增速显着放缓。经济增长的成果集中流向高收入阶层，而未惠及广大的中产阶级。
铁锈地带助力特朗普赢得大选。美国五大湖区的工业重镇随着产业变迁而快速衰落，被称为“铁锈地带”。当地的蓝领工人经历失业、收入下降、社区衰败、梦想破灭，正是这些未被精英阶层关注的沉默的大多数，帮助特朗普爆冷赢得大选。比较2008年和2016年的总统大选结果，最大的变化便是五大湖区周边的六个州发生了倒戈。
2.4.3 上升通道堵塞与阶层固化，美国梦褪色美国梦的核心是：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收入更高、生活更好，只要肯努力，就有希望实现阶层跃升，跻身中产阶级。上升通道是否顺畅、阶层是否固化可用“绝对流动性”这一指标来衡量：全社会子女30岁时收入超过其父母30岁时收入的比例。比例越高，说明下一代人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越大。美国的绝对流动性在持续下滑，从1940年的92%下降至1984年的50%。这意味着1940年出生的人群，他们30岁时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其父母年轻时的水平；而1984年出生的人群，竟有一半不如父母。如果你出生于1940年，若想要达到父母一辈80分位的水平，只需超过14%的同龄人即可；如果出生于1980年，则需要超过74%的同龄人，竞争更加激烈，阶层跃升愈发困难。绝对流动性的下降意味着年轻一代幸福感和希望的逐步丧失。美国婴儿潮一代（出生于1946-1964年）是最幸福的一代，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无需过多的个人选择，只需按部就班就能乘着时代东风过上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有房有车、定期家庭旅行、足额的子女教育经费、充分的医疗和养老保障等。千禧一代（出生于1981-1996年）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往往要背负巨额教育贷款、遭遇次贷危机引发的“大衰退”、收入不足以支付房租和房贷、只能继续和父母住在一起。因此千禧一代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支持者。
接受高等教育是实现阶层跃升的最有效途径，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正在加剧阶层固化。在美国顶尖私立大学（常春藤联盟、芝加哥、斯坦福、麻省理工、杜克大学）中，只有13.5%的学生来自底层50%的家庭，3.8%的学生来自底层20%的家庭，而来自顶层1%家庭的学生却高达14.5%，甚至超过了底层50%的家庭。顶层1%家庭的孩子就读顶尖私立大学的概率是底层20%家庭的76倍多。
美国大学学费快速上涨，助学贷款负担沉重。1984-2019年，美国CPI涨了1.5倍，住房租金涨了2.2倍，医疗服务涨了2.7倍，大学学费却涨了7.3倍。高额的学费对应着高额的助学贷款。美国有近4500万人背负助学贷款债务，占总人口的八分之一多。三分之二的大学毕业生背负助学贷款债务，平均高达35000美元。因此桑德斯提议立法，对华尔街征新税，以免除1.6万亿美元的学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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