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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来源:中评社图片) |
中评社北京4月14日电(作者 汪毅夫)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里,胡适先生回忆说:当我在1916年开始策动这项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结果];它成熟的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要在学校内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几乎完全成功了。在民国九年(1920),北京政府教育部便正式通令全国,于是年秋季始业,所有国民小学中第一、二年级的教材,必须完全用白话文。
又说:在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文言即古代汉语书面语;白话即国语(民国初年确定的国家共同语,包括书面语和口头语),如张我军1925年在台湾倡导“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时所谓“我们之所谓白话是指中国的国语”,又如叶荣钟1929年向台湾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概观”时所谓“民国九年十年(1920-1921),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
胡适当年参与“策动”的“运动”,史称“文学革命”,其要义之一是国语和文学的结合,所谓“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所谓“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国语和文学的结合,好比是一桩美妙的婚姻。但在老夫子胡适看来,婚前当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交往,“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当然出乎前辈“意料之外”。用时下网络潮语说,这属于“闪婚”。
对于这段历史,语言学家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里回忆说:“民八(1919)……本会(指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与’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黎锦熙说的是国语运动同文学革命“合作”,指的是同一桩婚姻:国语和文学的结合。黎锦熙同时告诉我们:“言文一致”(即胡适所谓“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也是国语运动的要义之一。
语言学家黎锦熙和文学家胡适好比是一对亲家。黎锦熙告诉我们、也告诉胡适,有国语运动的成长,才会有这桩婚姻的“成熟”。谁说不是呢?
胡适是学术牛人。他当年关于“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预言,居然也得到了证实。
从1916年屈指算来,第“三十年”是1945年。
1945年,台湾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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