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的超大规模市场特征，也体现在生产要素的供给规模和生产率的提高潜力方面，这诸多优势既保障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合理增长速度，也对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产生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目前，中国的资本形成总规模在世界占比高达26.8%，劳动力总量占到全世界的22.6%，由于中国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也蕴含着很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对如此超大规模的生产要素进行有效配置，形成的经济循环规模也是巨大的，既有充沛的活力又有坚固的韧性。
世界贸易的一个新趋势，是从传统的产品贸易为主转变为以价值链贸易为主，目前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是通过价值链进行的。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以及贸易模式的相应转变，拓展了比较优势的内涵。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国家，虽然具有不尽相同的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及其他发展条件，不同规模的企业的竞争实力也有差异，如今都可以在更大的程度上获得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特别是，通过把生产模块化并且使每种模块之间互不关联，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价值链的门槛，同样增强了中国生产要素和技术进而产业的穿透力。
在这种全球分工新格局下，中国工业结构的完整性构成了新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在从低到高的各个环节都占有一席之地。借助在诸多生产过程和技术环节中的价值链比较优势，中国产业得以紧密镶嵌在全球供应链之中。与此同时，中国要素配置也必然对其他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和正面的外溢效应。在超大规模内需的拉动下，中国的国内大循环越顺畅，这一外溢效应也就越强劲，进而促进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进一步上升、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性进一步增强，这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使我们能够利用更多的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
用足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
文章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才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中国将面临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需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以新的举措破解前进中面对的问题。对于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来说，改革开放的新举措要着眼于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国内良性大循环和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根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举措，对于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最具针对性和紧迫性。
首先，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建设水平”。其中包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稳定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是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然而，总体收入提高还不能自然而然转化为超大规模消费，还需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特别着眼于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调节过高收入来显着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方面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需要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推动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生领域改革。
其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发新的消费领域和经济增长点，满足人民群众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正如其他方面的挑战一样，人口老龄化同样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就要求以改革的精神综合施策。特别是通过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养老保险金给付水平、动员全社会资源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完善养老产业和老年服务产业发展的政策扶助体系，挖掘老龄化带来的产业发展机会和消费潜力。
再次，完善统一高效的市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使超大规模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超大规模市场获得有效开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市场是产品和服务流通以及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中介，市场结构和价格形成机制的发育水平，也决定着商品和服务消费以及要素配置的效率。为了推动产品、服务和要素的自主有序流动和高效公平配置，需要进一步畅通国内统一市场，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和要素价格市场决定的改革。与此同时，加强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反不正当竞争、惩罚知识产权侵权等为重点的市场监管。
最后，通过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根据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特点挖掘外需潜力，实现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中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宽开放领域，参与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从对外开放中获得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统筹发展和安全，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增强监管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以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打造中国新发展阶段的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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