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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关系是安倍政府极为重视的、仅次于日美关系的双边关系。 |
中评社╱题：“安倍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与“强大日本”战略” 作者：王建民（北京），中国社会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倪霞（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安倍政权有强烈终结“战后体制”、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道路、谋求日本“正常化国家”、实现“强大日本”的远大战略目标与梦想。围绕这一重大战略目标，对内进行重大改革，解禁集体自卫权，加强防卫力量，致力修改和平宪法，推行“安倍经济学”，实现“富国强兵”之策；对外确立“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与“俯瞰全球仪外交”战略，合纵连横，以巩固美日战略同盟为主轴，推进与配合“印太战略”，建构“多边多层”安全体系，介入南海事务，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核心是“牵制中国、壮大日本”。
一、改变“战后体制”，大力推进日本“正常化国家”目标
战后出生的安倍逐步改变了吉田茂首相任内确立的战后“重经济、轻军备”、“守和平、轻安保”的“吉田路线”，走上了“重安保、轻和平”的发展道路。
（一）试图结束日本“战后道歉屈辱史”，让日本成为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正常化国家”。2015年8月，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即所谓“安倍谈话”，这是一个名为“希望积极阐述战后和平历程以及日本将作为怎样一个国家、如何为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的重大政治谈话，实为争取终结战后体制下日本不断被迫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中韩道歉的“政治宣言”。企图以此终结日本永远作为一个战败国、不断向国际社会道歉的屈辱历史，充分反映了安倍右倾思想与日本强国梦。“安倍谈话”时间点重要，形式郑重，虽然强调日本已一再表达了懊悔和谦意，强调先前内阁立场依旧不可动摇（事实上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必须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但核心不是道歉，而是强调“战后出生的日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或“不能让日本人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也就是企图对战后日本屈辱的历史作一个彻底清算与告别，宣告以此为起点，未来日本不必再为过去的侵略历史道歉，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若是一直被要求忏悔、道歉，日本永远是“二等国家”，就是被世界瞧不起的国家。
（二）解禁集体自卫权，改变“战后体制”下日本被限制不得行使集体自卫权，即日本不能对关系密切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使用武力干预的国家权力。二战后国际社会确立了日本和平宪法，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当于日本的国家主权行使受到制约。为了要让日本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成为正常化国家，安倍致力于摆脱这一现状，除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外，率先采取“释宪”方式，即修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只需内阁做出解释，不需经过法律程序。2014年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有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决议案，并提出了“武力行使新三要件”，取代历届政府遵循的“自卫权发动三要件”，将自卫队动用武力的门槛从本国遭到直接武力攻击放宽至他国遭受武力攻击等情况。其次启动“修法”程序，在安倍积极努力之下，于2015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从法律层面解禁了集体自卫权，为日本未来出兵海外、武力介入国际争端铺平了道路。
（三）全力争取在任内完成修改“日本国宪法”，赋予日本发展正规军事力量与战争权，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政治与军事大国。战后盟国主导确立的“日本国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核心是第二章第九条相关内容：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和武力使用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这一和平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日本的国家主权权力，这是侵略战争的代价。安倍上台后，一直致力于修改这一和平宪法，公开表示“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有关‘放弃战争’的条款是日本‘正常化’道路上必须搬掉的‘拦路石’”。这一言论充分表明，安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要不惜一切代价、尽最大努力完成修改和平宪法。2019年12月初，安倍在国会再次表达争取任内完成修改宪法的政治目标。核心目标是让日本拥有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的正规武装力量陆海空军等战争力量，拥有战争发动权，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化国家”，实质上是让日本成为真正世界政治大国与军事强国。不过，2019年7月参议院选举，自民党与公民党执政联盟席位未能达到“2/3”多数，反修宪民意也超过半数，制约着安倍修宪目标的实现。
（四）废除“文官统制”，提高军界在政府体制中的地位与角色。日本传统政治中文官与武官矛盾长期存在，武官强势也是侵华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1954年，日本在设立防卫厅与自卫队时决定设立“文官统制”，防止武官介入政治，让文官能在平时参与对武官的管理。为实现“正常化国家”目标及提高武官地位，安倍主导推动于2015年修订《防卫省设置法》，废除了此前掌管自卫队行动作战的文职部门“运用企划局”，由统合幕僚监部（相当总参谋部）统一负责，并将只属于“西装组”（文职官员）对防卫大臣的辅佐权扩大到“制服组”（军职人员），意味着“制服组”将成为自卫队作战等各项行动的主导核心，“文官统制”制度正式被废除。
（五）积极加强军事能力建设。安倍上台后积极发展军事力量，大幅增加军事预算，加强武器装备，扩大对美军事采购，基本实现了“强兵”目标。
总之，安倍政府以改变“战后体制”与发展“自主防卫”为目标，建立新的安保制度体系，确立“可战”体制；强化防卫力量建设，构筑“能战”实力。
二、以“积极和平主义”思维，推动“俯瞰全球仪外交”，提升日本大国地位
安倍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发展的核心是以大胆进取的“积极和平主义”思维，推动“俯瞰全球仪外交”，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突破东亚大国或二流大国地位，让日本成为对全球事务有影响的“全球性政治大国”。其核心是巩固美日战略同盟，配合与推进“印太战略”，建立“多边多层”保安网络体系，发展与结交更多国家伙伴，维护所谓日本安全与国家利益，提升日本世界大国地位。2018年安倍提出的“战后日本外交总决算”，就是对这一战略目标的总概括。
（一）强化美日战略同盟，作为日本安全的最大战略屏障。美国主导了战后日本体制与日本宪法，并在对抗中苏社会主义阵营背景下建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关系，日本也始终以追随美国与巩固强化美日同盟为对外政策核心。
安倍上台执政后，则进一步以强化美日同盟与安全防卫合作为主轴。安倍不仅创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与国家安全保障局，而且制订了以西南海域为防卫重点的《防卫计画大纲》，除增加防卫预算、强化自卫队联合作战与两栖登录战略等“内部平衡”措施外，也采取“外部平衡”措施，包括增强美日同盟防卫合作，强化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国家甚至欧盟之间的安全网。2018年底通过的《防卫计画大纲》以“强化美日同盟与构筑多边安全架构”为核心，强调美日同盟是保障日本安全不可或缺的基础，日本必须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积极和平主义”，积极建构“多边多层”安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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