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特朗普敦促美国人避免10人以上的聚会,并建议受影响最严重的州关闭学校、酒吧和餐馆。他留待各州和城市来决定是否关闭企业或明确要求人们呆在家里。尽管来自亚洲的证据显示,积极限制公众集会和社会互动可以帮助阻止新冠病毒传播,但还要结合广泛的疾病检测和跟踪。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对《今日美国报》说,武汉的例子说明,美国和西方国家需要更普遍地采取更激进的阻断病毒行动,但中国以外的很多人可能会发现,这些措施在文化上、逻辑上和情感上是难以接受的。
“在武汉,不仅是家庭被孤立,个人也被孤立在朋友和家人之外,”CCG研究员莫天安(Andy Mok)说,“中国对此次疫情的反应确实是全国性的,系统、全面、协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如此引人注目地‘拉平曲线’。”
莫天安怀疑美国人是否愿意接受这种进入式的病毒检测和遏制方法,因为这些方法需要对“集体主义”和被限制的自由做出坚定的承诺。美国人从小就受到个人主义和公民自由的熏陶。
《今日美国报》指出,一些美国公共卫生官员承认,为了控制病毒,除了在疫苗方面取得突破之外,可能有必要采取一些超出大多数美国人承受范围的行动,比如大规模隔离和其他严格的行动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