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拜登在大选讨论会上对金正恩以及朝鲜政权持负面认识，所以对北政策将会比较苛刻，这也是矛盾的。我们回顾2017年，特朗普曾称金正恩为“生病的小狗”，对此，朝鲜予以强烈的谴责，而这丝毫没有影响到2018年美朝首脑会谈的举行，同理，朝鲜如果以真挚的态度坐到谈判桌上，局面有所进展，那么拜登政府也会认识到首脑会谈的必要性。
再次，不能视2018年美朝首脑会谈举行的那个时间，认为美国拥有了对朝的路线。当时，担任对朝政策代表的约瑟夫尹次官 (Assistant Secretary Joseph Yun)已经辞任，而在那之后，朝鲜的协商意向也通过韩国政府传到了美国。所以，在新加坡会谈以前，将美国的兰迪∙薛瑞福国防部次官、白宫韩国负责人艾莉森∙胡克等人任命为协商的代表与朝鲜展开了商谈，到了2018年秋才任命史蒂芬∙维根为对北政策特别代表。由此可见，美国并不是组建某个组织以后才与朝鲜协商。
也就是说，拜登政府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完全取决去朝鲜如何应对无核化协商。朝鲜如果想协商，那么无论拜登对金正恩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无论是否持有对朝路线，美国总会派出牵引协商的组织，而拜登可以派上用场的智库相较于特朗普要多得多。
而且，像2018年初一样，朝鲜是否直接与韩国沟通，而且韩国政府是否有能力，能够将朝鲜政府的立场传递给美国，这将影响到拜登政府今后与朝鲜之间关系的某种基本的方向性设置。也就是说，在那个节点将作为韩国政府是否能对美国的对北政策产生影响的一个试金石。中国的影响取决于美中之间的关系如何被设定，我们可以参考奥巴马执政的最后时期，类似六方会谈。
（后方支援记者 郭至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