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刚过完春节，还在重庆上大四的他只身来到北京的一家新闻单位实习。第一周，余跃借住在亲戚家位于沙河的一间房里。实习期间，没有工资，有时候甚至没钱吃饭。住房不花钱，但上班来回得花四个多小时。
硬着头皮跟家里要了钱后，余跃找到了亮马桥附近的一个地下室，9平米不到，几乎只能放一张床，没有窗，房租600元。7月暴雨来袭，余跃成了“被淹没的蚁族”中的一员，看着房间里的水涨到了小腿肚，他当时觉得“很有意思”。
搬出地下室之后，余跃住过分钟寺的筒子楼、立水桥的复式群租房，从两人合租到整租一居，房租从600元到800元、1300元、2300元、4500元。
七年，尝试了各种形式的租房，渐渐地，好奇淡了，厌倦多了。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因为50块的水电费，余跃跟室友聊着聊着就大打出手，却争不出个对错。
2019年5月，余跃租了一套四环外的一居室，租金4500元，很多东西没有配套，就连暖气片也是自己装的。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安心坐下来的时候，环顾一周，像极了家的模样，但他觉得有点亏。“下次再这么大动干戈的话，我希望是为我自己的房子。”
租住条件的提升，缘于余跃收入的增长。而曾经与室友的紧张关系，也和工作状态有关。作为一名记者，余跃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他回忆，与室友“开撕”那段时间，其实是与工作小组的同事正在摸索一种新形式的稿件写作，经常加班，累到“上厕所都找不着门”。
对文字工作者来说，敲不出字是最绝望的。余跃说：“那时候压力是真的大。后来有一点成绩，就感觉从水里浮上来喘了口气，一喘就喘到现在。”
2017年，余跃第一次相亲，应父亲安排，“打飞的”到深圳见了一个女孩。俩人聊得挺好，但在未来规划上有分歧，对方不想来北京，不希望以后生活压力太大。当时，余跃并不能理解，“年轻人怕什么压力大？”俩人最终没有走到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