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中，女性写作还有无限可能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黄昱宁也对“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充满矛盾。“因为它听起来总是让人有一种局限感，似乎这样的写作只能关注女性问题，只能用一种细腻的、‘人畜无害’的笔触来描写这个世界。”
但后来，当她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时间顺序一本一本地读下来，她发现阿特伍德从创作中期开始就已经超越了狭义的“女性写作”范畴，但其笔触与目光又从未离开过女性最关心的问题。
“她的小说常常在技术上穷尽手段，在视角上反覆变换，通过这些方式来告诉我们，女性如何在一个并非为女性设计的世界里，更勇敢更聪明地活下去。进而，这里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换成所有被遮蔽、被压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于是，女性写作的题材、视野都能被无限扩大。甚至可以说，阿特伍德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女性写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种技术上的优势。”黄昱宁说，在阿特伍德的启迪下，她相信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正在给女性的写作带来更多的机遇、挑战和可能。
“阿特伍德是非常优秀的女作家，《使女的故事》是女性写作，但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这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女性写作。”张莉认为，近20年来，中国文学圈对女性文学的立场还没有发自内心的真正意义上的新理解。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分裂的时代，一方面我们知道有杀妻案，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间，因为有女性发出了她的声音，人们才知道安全裤和卫生用品的重要性。最近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很火，仿佛我们女性已经引领了全世界。但杀妻案让我们意识到，每天有那么多失踪的女性、失语的女性和失声的女性。这个分裂的时代，决定了对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认知和理解的入口。我们需要更多的与时代有切肤感的作品，而今天，这种与我们所在的生存形成重要互动的作品还没有出现，所以我对此保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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