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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新冠时代的趋势可能是改革缺陷后进阶的“新全球化时代”。 |
中评社╱题：后新冠时代与“去全球化”走向 作者：罗庆生（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
世界自有其进化的轨迹。我们不确定疫情何时与如何结束，但可以确定疫情一定会结束。后新冠时代的趋势也不一定是“去全球化”或更恐怖的“全球化”惨烈崩解，而可能是改革缺陷后进阶的“新全球化时代”。端看各国政治人物是否有足够远见，愿意激发人性好的一面，而不是为延续自己政治生命而刺激人性坏的一面。疫情过后的世界肯定和以前不一样，但如何的不一样，还要再观察。
虽然全球仍纠缠于新冠肺炎的肆虐，疫情何时结束还没有人能够预测，但思想家或者智库学者已开始探索疫情后的世界。各国陆续实施的封城与居家隔离令，已经影响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与人际关系，愈来愈多的观察者将这场全球大流行病的冲击描述成类似战争所造成的改变，认为疫情过后，以往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可能回不去了。
在议题或切入面向的选择，多数观察者聚焦在“去全球化”上。这或许是因为全球化将人类捆绑成命运共同体，使任何人都难免受全球大流行疫病的影响。但新冠疫情真的会改变这世界吗？“全球化”必须承担这场百年一遇疫情的原罪，因而后新冠时代的趋势就是“去全球化”吗？这推论或许还需要更深入的思考与观察。
一、从“反全球化”到“去全球化”的脉络
事实上，“去全球化”并不是个新议题，它来自于早先对“全球化”的批判而逐渐形成具全球性的“反全球化”风潮。要评估“去全球化”的前景，需要厘清立场各异的“反全球化”诉求为何会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社会运动。在此之前，先简单梳理“全球化”的脉络。
全球化的理论核心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认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资本流动，能创造出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这个理论国际实践的结果，就是全球分工的出现。
在新自由主义建构的国际环境下，制造商透过贸易的比较利益法则，从世界各地采购具竞争力的原料与零部件，制造出更价廉物美的产品，形成生产者与消费者双赢的局面。比较大的问题，是长且复杂的供应链系统。以生产智慧型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性电子产品闻名的苹果公司为例，其主要供应商就多达200多家、800多个生产据点，分布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谁能提供或管理好复杂的全球供应链，谁就是全球化的赢家。
然而，全球分工固然增加了消费福利，但受益者主要仍是具全球竞争力的社会菁英；而同时让缺乏竞争力的本土产业破产，则制造出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与农民。所谓M型社会，即表现出同个社会却有两组不同所得群体的常态分配：一组是高收入的全球化菁英，另一组则为平均所得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中产阶级若不能连结全球化而向上提升，就将向下沉沦。
这表示原本位居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逐渐萎缩，以及财富分配的愈来愈不平均。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当代全球化的推动上曾扮演主导角色，其影响力一度让人们有“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质疑；观察美国社会的改变最能反映出全球化的冲击。
2015年，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中产阶级比例由1971年的61%下降为2015年的49.4%，家庭财富净值中位数在2001至2013年间下降了28%。当中产阶级萎缩与贫富差距扩大愈益成为美国以至其他全球化国家的普遍现象，所引发的反弹也就愈来愈激烈。
除了这主要批判外，全球化也遭到其他面向的质疑。例如文化。透过网络与其他生活上的连结，全球菁英逐渐形成全球性的共同偏好或类似的文化品味。对全球文化的推崇，相对而言就是对本土与传统生活方式的鄙视。主导全球化的西方社会或许不会有这种文化危机感，但对愈来愈多的外来者进入其生活圈（例如亚洲人搬进自己社区或竞标一幅西方大师的名画）却会产生“他者”入侵的想像。虽然观点不同但结果一致，全球兴起的民族主义或更激进的民粹主义者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力量。
其他对全球化的质疑还包括环保团体。制造业组装来自世界各地的原料、零部件制造产品，或服务业提供更广泛的全球性服务，产生了大量的物流与人流。这些被视为额外增加的运输需求消耗了更多的化石燃料、产生更多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暖化而加速气候变迁。全球主义的环保人士，于是与民粹主义者一起站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之下。
当失业者、收入愈来愈低的本土业者，与其他无论从文化或环境面向而质疑全球化的怒吼声浪愈来愈高，“反全球化”风潮就逐渐成为社群主流而表现在政治行动上。2016年，英国的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只是先声，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期间多次指责中国，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川普当选，则并不只标志与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具体化，更意味着原本“反全球化”的社会风潮正式转变成为“去全球化”的政治行动。
在川普政府的操作下，美国采取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拒绝派任WTO上诉法庭法官让争端解决机制停摆……等瘫痪国际建制与全球治理效能的“退群”举措，以及提高关税开打贸易战、抵制华为5G、要求制造业回美国……等改变产业链全球分工的企图。只不过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到推动“去全球化”行动，美国发夹弯的角色转换难免有些尴尬。
美国保守派于是提出论述，提供“去全球化”正当性的理论支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撰写《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中国崛起美、中难免一战的国际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在2019年5月于《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期刊发表题为“注定失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兴衰”的文章，直接否定了全球化的理论核心。
米尔斯海默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强权的单极格局，主导建立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包括北约东扩，中国和俄罗斯积极融入WTO等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中。单极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但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复兴的崛起，国际体系已经变得多极化，这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丧钟。在新兴的多极世界中，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现实主义秩序：一个由中国主导的薄的国际有界秩序，另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厚的国际有界秩序。薄的国际有界秩序会致力于管理世界经济，厚的国际有界秩序推动并维护军备控制，中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和美国领导的国际有界秩序相互对撞，则两者之间肯定会发生安全竞争。
没有了自由主义秩序就没有全球化。米尔斯海默试图勾勒出一个“去全球化”的新冷战国际秩序格局，并为美中“经济脱钩”提供理论基础。
米氏的论述有争议。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多极世界会有“两个”有界秩序而不是多个？也没有对中国想要领导另一个国际秩序对抗美国提出论证。不过最大的问题是，米氏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化格局，是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先决条件。这暗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推动全球化是为了其维持霸权，而不是自由主义者所强调创造最大利益的人民福祉。否则无法解释，为何美国不再是唯一超强的多极世界，以及以全球化福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不能同时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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