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试析台湾民意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 作者：陈星（北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
自2016年以来，台湾民意结构出现了若干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岛内治理绩效、政党认同等各个方面的认知，综合反映了近期台湾社会对政治系统及其运作过程的反思。从各种迹象来看，台湾民众已经开始从悲情意识与政治激情中走出来，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关注度日益升高。影响所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正在接近结构性变化的临界点，新的政治结构生态正在民意结构的渐变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一、悲情意识退场为政治理性回归打开空间
悲情意识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一直是民进党等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自1990年代以来，民进党依靠悲情动员，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民进党利用台湾社会广泛存在的悲情情结，既将自己打造成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同时又将自己塑造成为“反威权”的代言人，泛绿势力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并强化了所谓国民党“原罪”的观念，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揆诸台湾1970到2000年前后的政治发展史，利用悲情意识进行动员一直是民进党开拓政治版图的重要手段。
悲情意识的核心结构是民进党等反对势力长期建构起来的敌对性动员结构。简单来说，党外势力及后来的民进党长期建构反国民党话语，其极端形式就是“仇恨意识”的建构。所谓“敌对动员”，也就是建立在敌对诉求下的政治动员。民进党长期以来一直在“仇恨国民党”的建构下进行政治动员，一到选举就会利用这种敌对结构攻击国民党，而且这种做法被党内诸多政治人物认为行之有效。我们经常看到台湾政坛上政党恶斗不已，根源就在于这种敌对动员结构。悲情意识依附于这种敌对动员结构，并在情感上强化了这种结构的政治动员效果，是泛绿阵营动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悲情意识立基于民众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记忆的重构以及持续不断的世代更迭，隐含着特定内容的悲情意识的基础会逐步消蚀。同时，悲情动员往往意味着较强的对抗性，这种动员模式在台湾社会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伤痕，因而民众在反思之后表达出了对这种动员越来越多的反感。2018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可以看出民众对强对立性动员方式的否弃与厌恶。民进党执政县市(如桃园市)能保住执政地位者，大都采用了比较中性的选举策略。目前虽然不能说民进党及泛绿阵营的敌对动员完全失效，但其效力下降的趋势却是清晰可见的。相应地，依附于敌对动员结构的悲情意识结构也自然会逐步消退。
悲情意识消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悲情动员的失灵，这在去年高雄的市长选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进党选情告急时曾诉诸于悲情，又搬出了“美丽岛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众尤其是年轻世代不为所动，许多年轻选民甚至不知“美丽岛事件”为何物。这意味着在台湾南部传统的民众悲情情结正在逐步消退。究其原因，固然有随着时间推移民众对以前对立社会结构以及政治行为记忆逐步褪色的因素，民进党长期执政绩效不彰，民众不满与日俱增，也在客观上消解了悲情动员的情感基础。
悲情意识的退场是台湾民意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是台湾社会意识出现结构性变化的重大讯号，意味着原有政治动员结构出现结构性坍缩，传统的悲情动员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未来这种动员方式即便可以存在，也一定要改变形态才有可能生存下来。相应地，悲情动员的退场为新的观念结构与动员方式留出了生存空间，以发展为导向的动员结构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外，悲情意识的动员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对台湾政治结构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只有在悲情意识消退的情况下，民众才有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政治发展也才具备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最近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强烈反弹，可以认为是悲情意识消退之后民众理性回归的结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识的消退在台湾意识形态序列中创造出了大量的空白，为未来新政治势力建构论述留下了较大空间。
不过需要提到的是，悲情意识虽然逐步消退却不意味着短期内消失，同时也不意味着依附于其上的敌对动员会立即消失。就短期影响而言，习惯于用敌对动员的政党很难抑制利用这一工具牟利的冲动，故而敌对性动员与悲情动员仍可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尽管如此，台湾政治中的政治动员模式及结构会因悲情意识消退产生较大幅度调整，影响所及，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长期而缓慢的。以此而言，悲情意识消退所造成的影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二、选民“中性化”趋势及其影响
台湾的选民“中性化”态势早已出现，学者对岛内选民的“中间化”现象早已有过讨论。选民的“中性化”与以前的选民“中间化”是有差别的。在两党主导政治结构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必须“选边站”，这时的所谓“中间选民”也被称为“摇摆选民”，选民投票行为取向的改变更多是针对候选人，较少涉及到政党的价值问题。但以最近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政治发展显示出的迹象来看，台湾选民越来越从价值上挑战两个主要政党，特别是民进党的“同婚”、“反核”理念尤其是上台后推行的相关政策，已被证明难以被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接受。这种涉及价值系统认知的冲击会导致台湾政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能够在价值上迎合民众的“第三势力”事实上获得了较大的空间，这是所谓“跳脱蓝绿”概念晚近以来获致的政治意涵。
选民“中性化”趋势的出现是台湾社会对政党政治进行反思的结果。民进党上台以来坚持意识形态挂帅，坚持“台独”立场，其政策也主要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因此引发的影响就是经济发展停滞，社会问题丛生。民进党执政后相关政策的强硬推动加重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最终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反弹。社会反思从来都来源于政治现实。从目前岛内显现出的各种迹象大致可以看出，在台湾民众的认知中，对良好社会治理绩效的赋值正在逐步增加，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对立动员的吸引力则逐步下降。这个意义上的“选民中性化”事实上是对近年来民进党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之治理模式的否弃。以此观之，强调社会治理能力大概率会成为未来政党竞争的主轴，这对于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而言，尤其是对民进党来说，均是巨大的挑战。
在选民中性化的大趋势下，国民党已经被迫进行改革，未来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无法改变的，传统的“大佬政治”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动员力的政治人物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国民党将会变成一个由若干魅力型领袖为基干组成的松散派系联盟，而动员模式也将由“资源交换型”逐渐转变为“议题动员型”。这事实上是以前民进党所走的道路，两党事实上面临着同质性竞争，因而未来选举中议题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选民“中性化”对民进党的挑战则直指其价值诉求体系。价值诉求是一个政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民进党在主流论述被台湾社会否弃后，如何重新建构出能反映台湾社会脉动以及被台湾社会接受的价值诉求，是一个更为重大的挑战。完成此项任务显然非短期可竟之功。一旦失去了共同的价值，民进党内部甚至不排除出现分裂的可能，近来民进党内所出现的纷争与分歧不过是这种困境的一个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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